“洛阳人”“洛城人”……在中古世界，有那么一段时间，人们说起这座城市居民时，那种欣羡的语气，就和今天人们提起“巴黎人”“纽约客”的口气相仿。
然而毫无疑问，洛阳的荣光已经不再，今日的洛城已非昨日的“神都”。
洛城的兴衰，牵系着中国人的一段失落的过去。这种失落不仅仅是时过境迁、风水轮转，它同样也源于深刻的时代变局和文化裂痕。
那么，如今摔破的“记忆之城”，它和当代生活的关联究竟落脚在何处？“古典”，“古老”本身就自动构成“经典”吗？我们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时间和空间构成洛阳的“基础记忆”？
一部写不尽的解构史
同是废墟，罗马帝国和洛阳截然不同
当罗马帝国土崩瓦解之际，罗马的伟大建筑并没有和它的统治者同命运，罗马保存的古典遗迹之多，足以让初次看到的中国建筑史学者咋舌。
两千年前，也就是两汉时期罗马的城市格局，至今还在每一个踏入帕拉蒂尼山丘的旅游者眼中清晰可辨，而北魏洛阳同时期的罗马城市遗址，更是散落于从撒哈拉沙漠边缘到地中海东岸的广袤大地上。
虽然不免残破，这些风貌犹存的地面建筑却保留了一种几乎没有被更动过的空间。依托于这些完整保留的空间，大理石柱上斑驳的时间痕迹，反倒更能使人们直接察觉到城市永恒的存在。
古罗马斗兽场，来源：视觉中国
而关于长安、洛阳在它们遭受毁灭后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却只有想象，而无法详究了—为了极言它惊心动魄的结局，杨衒之用了“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这一连串词语。事实上，这并不是第一次有人如此描绘洛阳的结局—不断发生的结局如永恒的春天一般荒诞，实则这便是真切的历史，类似的“结局”并非只有一次。
索靖预言过这一结局，而更久远之前，曹植早已感性地描写过“荆棘铜驼”的凄凉。面对“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的一代名都的结局，追忆故国里他曾度过少时光景的旧家，曹植竟至“气结不能言”：
步登北邙阪，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 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曹植《送应氏》
罗马帝国残存的“废墟”和洛阳截然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伫立眼前、历历可见的废墟并不尽然是“减法”，就像后来欧洲的浪漫主义者所观察到的那样，它呈现了一种使人迷惑的不确定性，足以颠覆建筑原有的意义，甚至比它的华彩修饰更加饱满，具有“解构”真实历史的意味。相形之下，在生与死的迷雾间，洛阳城市的“废墟”却开启了在有无之间“自动”转换的神话，《洛阳伽蓝记》之中有种声音告诉我们，城市不是自然成长或消亡，而是“自动”加入和退出历史舞台的，它忽而“建成”，偶然“消失”，来无影去无踪：“汉光武迁都洛阳，作此门始成，而未有名。忽夜中有柱自来在楼上。后琅琊郡开阳县言南门一柱飞去，使来视之，则是也”—上述“开阳”门的无端来历，就像永宁寺的浮屠在二月雷火中的毁弃一样，那座可以在东海光华中重生的宝塔，于现实里甚至没留下一点蛛丝马迹。
汉魏洛阳城遗址
中国城市遗址现况的渺渺，很难说完全不涉及它的建筑材料和营造方式—或者，是“土木”相较于“砖石”的优劣。但是这种物理的计较同时又伴随着一种可感的人情，说不上来是原因还是结果，主观和客观一度竟契合得天衣无缝：“昔时歌舞台, 今成狐兔穴。”（刘希夷《洛川怀古》） 唐代诗人在此强调的，正是“金銮殿”和“茅草屋”的戏剧性反差，它们与其说是无情自然律的或然，不如说是诗人刻意渲染出的宿命感，面对“人工”和“自然”的“自动”转换时，刘希夷的洛阳现在多了一分知天任命的平静：
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刘希夷《代悲白头翁》
“但看古来歌舞地，惟有黄昏鸟雀悲。”这正是“荆棘铜驼”谶语的秘密所在：一种奇妙的过去和现实瞬间的循环。
身后踪迹全无的中国城市印证的是不断轮回的时间，轻薄而脆弱的空间维系着这种轮回，即使那些最辉煌的建筑也立身在如此脆弱的基础之上。永宁寺塔就是这样的一座建筑。这座中国古代历史上有记载的“最高建筑”生前名盛，今天却只是陇海铁路以南一个方圆百米的土台而已，经过大规模的发掘，却没有太多佛殿建筑的建制发现。尤其让人不解的，是居然没有找到与永宁寺塔规模相称的僧房遗迹—这些“人”都去哪儿了呢？纵使洛阳春尽，永宁寺塔的考古发掘，依然令20世纪末的海东来客兴趣盎然。或许他们依然坚信，后来蓬勃的现实与这神话般的历史一定有着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不管什么原因，从日本飞鸟时代开始才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些佛教建筑，今天成了照见我们自己历史的镜子，而在真正的“洛阳”，这历史竟已经湮没了……对于日本人而言，即使是陇海路旁荒丘下零落的一二证据，终归也还是极其宝贵的。
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挖掘的北魏永宁寺遗址，出土了数千件塑像的残片、建筑部件和小器物碎片，除此之外，就只有茫茫大地上的一片烧结土了。
永宁寺建于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516年)，遗址中央尚存永宁寺塔塔基
不是“火烧”就是“土劫”，古城逃不出的命运
洛阳在最后的时光里……这不是历史，这仅仅是有关结局的想象：
火烧当然是对付木结构的最佳办法，纵火者用不着花太大的力气，而造成的破坏却无法挽回，难以阻挡。同一座洛阳城，汉末的奸雄董卓烧过，匈奴王刘曜烧过，埋葬北魏的大军阀高欢或许烧过，变乱南北的宇文泰和侯景也曾烧过。
“拆建”—我们俗话说的城市“改造”—也是另外一途。比如，拓跋王朝的终结者高欢就把洛阳拆卸零落，运到邺城重建新都去了。
最后，就算是将一片废墟扔那儿不管，自然会有鹰隼来帮着食腐，野兔去扎堆做窝的。
在近世，圆明园的遗址就经受了号称“火劫” “木劫” “石劫” “土劫”的四劫，直到一切杳然再无踪影。中国人一旦破坏起来，那“创造性”可圈可点，最绝的，是像冰心的《冬儿姑娘》里面说过的故事，有人居然想到，可以将园中不能再利用的汉白玉残片砸了米粒大小，混杂在优质大米里卖出高价。
圆明园遗址
在汉魏洛阳，千百年来面貌改变最大的还不只是那些辉煌的纪念碑。当我们今天站在田野里向北眺望，甚至也看不到“北邙山上柏森森”的景象了，那些自以为可以安眠千载的枯骨早已从黄泥中翻起，这可能是“归宿的归宿”或者“结局的结局”。近至1949年以来的“大修水利”平整土地，让人类的意志可观地改变了这片区域的自然景观。夺林地、冈原和废墟为耕地，或许为故城四周的村落带来了生存的基本条件，但是“陟彼北芒兮”的洛阳门东陌上行，就彻底成为了不可再现的历史。
不能，也很少有人愿意彻底破坏的只有道路系统，按宿白的意见，今天洛阳郊区某些村落的街道，很可能就和北魏洛阳城里的大道重合，人们很自然地在城市道路的废墟两边，就基筑墙，因址起屋—建筑材料都是现成的。沿着昔日的闾巷延展出了新的田垄，开荒种地，未经深耕的城市土地又遭火烧过一轮，融解了无数白骨和血肉的土壤想必是肥沃的。
北魏龙门石窟雕刻艺术
这正能启人想象，今天踏勘逝去文明的我们，原来依然走在昔日“衣袂京尘”的大道上……“车马不相识，音落黄埃中”，山河依旧，只是路两边的风景已不相同。
浑然不觉时掀起的怀旧情绪
不知什么时候起，在摧枯拉朽的时代旋风面前，人们开始有了几分怀旧的情绪。当市场上老东西比新东西值钱的时候，普通中国人终于半信半疑地接受了破房子也是值得“保护”的，这种“新”与“旧”价值的反复，最终延至全国范围内的“发展”与“保护”的冲突，以及历史保护标准的争论，陇海路边从未被眷恋的故城也因此被记起。其实，如果我们不能明白一座旧房子何至于遭到覆灭的命运，我们就不能明白为什么要保护这座房子。
除了紫禁城、太和殿（古代遗产），毕竟还有筒子楼、亭子间（特殊的“现代遗产”）；除了乔家大院、宏村西递（富贵人家的乡村记忆），毕竟还有北京的天桥、上海的“滚地龙” （棚户区、难民区，穷苦人的城市记忆）；除了外滩、康有为故居（自上而下的“旧生活”），毕竟还有“老三线”厂房、国民党为来台湾的军队家属所建的“眷村”（自下而上的“旧生活”）……
筒子楼老照片
如此丰厚的遗产、生活与记忆，到底要优先保护谁，又该怎么个保护法呢？大概不仅仅是将大城市的旧工厂改成“LOFT”的式样，或是可以容纳艺术的“798”，以便卖得更好价钱吧。
即使是最热烈的历史保护主义者恐怕也不能跳出这种泥沼：今天的中国人，已经全然不能想象自己祖先生活的情状了，即使凝视着晚清的黑白影像，过去的一切对我们而言也是陌生的。更毋须追问，有谁能在荒芜的旷野上生生追忆起如花的洛阳。“失忆”的根源也许同时来自以下这几种角度，它们不是多选一的选择题，而可能是彼此相关的现象：
首先，失忆也许是宿命的，是一种主动选择的失忆症，也许，失忆并不全然是负面的，而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本能。也许，生活在另一种时空中，我们面对的过去原本就是不对称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这句名言的真正意思，是某个时代的人永远都以自己的处境去度量过去。因此，“甜蜜的旧生活”恰恰是不可复刻的记忆所赋予的，而那些忠诚的保护主义者也许反要感谢这个该死的时代，因为正是现代主义旋风般的破旧立新，才开辟了怀旧美学的天地。
另一种角度则和具体的“物性”有关，在此“中国建筑”显出了它技术层面的特殊性。罗马的荣光已经成为往事，而罗马帝国的殖民城市依然屹立在北非的沙漠之中。而在中国，唐帝国的首都最辉煌的殿宇如大明宫麟德殿等，土台上只找得到几个残破的石头柱础而已—中国人“改造”过去的能力往往是惊人的，夯土、木构这些难以千秋万岁的建材，似乎为洛阳的消逝找到了差强人意的客观理由。毫无区别地以西方人的理论和历史观去介入“保护”，将永恒长远的观念施于中国建筑脆弱的“物性”，仿佛是为一位弱女子穿上了笨重的盔甲。
西安大明宫麟德殿遗址
最后一种失忆关乎某种文化变局，亦是一种典型的中国现象。这大变局却和西方文明的侵入有关，中国历史上并不乏对于历史名城的记述，然而简括的史笔却缺少可感的形象。在今天，一个图像的世纪，这种匮乏尤其让人们感到困惑—大大改变了的，不只是历史城市的物理基础，也是我们理解它的方式。当偏重视觉知识精确性的西方文明已成为压倒性的强势，制图学和摄影视觉接管了建筑和城市，对一个努力回忆洛阳的人来说，旧日的写意笔墨是如此单薄，而在那微茫飘忽的山水间，普通人芥子般的命运又是如此渺茫和孤落。
中国历代王朝的壮丽城垣早已灰飞烟灭，以至于中国古代建筑史只好遍访穷乡僻壤，寻找那些在千年“改建”或“毁建”中幸存的二三流古建；然而，那些湮灭于麦田与荒丘之间的城市遗址，在中原大地上却俯拾皆是。尽管这些高度破坏、积压千年的地层往往空余础石和夯土，已经全然不能启人想象，但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一些怀古诗篇分明就曾写在这些“彼黍离离”的“负建筑”之上。
大明宫遗址一隅
持续毁弃的中国城市的哀歌
往日的丰盛映衬着眼前的穷乏。
在评论《洛阳伽蓝记》中的故事时，张中行甚至注意到了杨衒之本人在写作中的矛盾：一方面洛阳无情的毁灭似乎只能归结为强大的“天道”，另一方面，作者又不愿相信使得“邪恶”的尔朱兆顺利渡过黄河而诛杀孝庄帝的宿命，天道不具有扶正惩恶的正当性，于是他将其“信为虚说”。张中行说，无论怀古者如何解释“天道”，都是来自“信仰”……为什么会有这类信仰？他认为，主要是“想为‘生’找个最根本因而也就最稳妥的靠山，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意义’”。“信天，求天，是弱者的哲学。”在张中行看来，荆棘铜驼旁的杨衒之将天道“信为虚说”的感慨，似乎有“鼓励人做强者”的力量—张中行以不同的角度触及了“追忆”对于中国历史的一般意义。这种无助叹惋和“做强者”之声的不和谐间奏，或许是宇文所安心目中“一种特殊样式的中国哀歌”。
也许，也同样是关于蓬勃乱张和持续毁弃的中国城市的哀歌。
太和殿飞檐
基于木结构的华丽都市本不能经久，却朝朝繁华竞逐，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像巫鸿所提示的那样，某些过于恢宏的建构恰恰是为了被不断拆掉而建造的，在那悲壮的“牺牲”中，凝聚和爆发了建筑短暂生命所有的文化意义。
其实用不着为洛阳建立博物馆，它是属于“行为”和时间的艺术，中国历史的某种谵妄而苦涩的意味，正写在风化脱落的石缝间，劫后余灰的饱满意义，并非那些油饰一新的假古董所能表达的。
然而，更重要的或许还不是文明的遗存，不是“天道无常”，而是汹涌而过的历史洪流中闪现的人性本身。
洛阳大道，唐克扬∣摄
推究古今道路的异同关系将会是一个令人饶有兴趣的话题：在洛阳的身后都发生了什么？一方面古今道路一定存在着某种继承关系，另外一方面，生活方式和用途的改变又决定了它们命运的背离。按照大多数规划史学者的意见，洛阳的几条东西向和南北大道都是预先规划的结果，很有可能，沿袭了旧有房基的现代定居点同样利用了原有城市的道路和关厢；更多的时候，原有的城市变成了荒野，人类活动的范围大规模地缩水，原来南北正交的大路，变成了地图上更显见的对角捷径，只有道路的起点和终点还遵循着起码的逻辑和次序—至少在近代大规模地平整土地、显著地改变地形、拓垦农田前，洛阳身后的故事还可以如此揣测。一个个发生意义的空间节点同时也是时间链条上的环节。
洛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工地，唐克扬∣摄
挖掘机正在工地上忙碌作业。经过“硬化”的土方覆盖了原有的建筑基址，多少保护了这些基址，呈现出建筑台基的形状。但更重要的是，在这片广袤的荒野里，它为将来参观公园的人提供了一些起码的，可以观瞻，将来或许也物有所“值”的“景观”。
考古发现证明了古代城市远不是规划图纸上诉诸绳矩的那般规整，城市的种种“意外”又建立在过去时代丰富的生活质地之上—当然，这种客观存在的丰富性无法证明“今不如昔”，但是它也确难被此刻的文化彻底收纳—最终，这种零碎的历史发现和即时的感性间的差距，徒然反映了一种深刻的时代变化。
事实上，所有的过去生活都转变为了“历史”，就连眼下面对这茫茫废墟的惆怅情绪也将成为“历史”。考古工作所能探索的永远只是广大遗址中的一小部分，毋论这废墟下面曾经是一个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都市，即使是在洛阳这样一个非省会城市的远郊，新的开发模式也已经为这片废墟带来了焦虑和压力——如何才能使得遥远的历史适应当代文化消费的胃口？如何让不甚结实的中国式“土遗址”像罗马、庞贝的废墟那样更清晰可见？（好把它的魅力打包售出。）这些问题的提出本身或许是不甚合理的，也许是相当荒谬的——但是历来实用的中国历史观仍在执拗地为这些问题寻求一个答案。
本文选自《洛阳在最后的时光里》，唐克扬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唐克扬：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建筑师）
来源：凤凰网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