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辽宁大连降下今年的第一场雪。坐在出租屋内，年过六十的郝彦彬手拿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的行政判决书，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丈夫已去世二年多了，是在一家物业公司上班时 摔伤并死亡的，可是，仅因为是否为工亡这个问题，从大连沙河口区人社局到沙河口区法院，后到辽宁省高院，最后又到大连西岗区法院，这一连串的行政官司，三年多时间，早已让她筋疲力尽了。
郝彦彬说，她丈夫打工的那家物业公司老板是政协委员，只因他这个特殊的身份，也因他就是不想拿钱赔偿，才将她和孩子折腾成这样，更将大连市的几级法院和人社部门折腾得晕头转向，判决和裁定更是糊里糊涂。
一个区级的政协委员，缘何就能左右法院和人社部门的判决和裁定？大连的几级法院和人社部门是怎么个糊涂法？一个工伤或工亡的认定，如何就能仅行政官司就打了三年之久？而其结果，又怎么变成了裹挟几级法院和人社部门的葫芦案？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亲赴辽宁大连进行调查采访。
天降之祸：
毛学富从梯子上坠落
郝彦彬的丈夫名叫毛学富，家住大连市沙河口区。2012年，他到一家名为“大连大力物业公司”上班，是一小区物业的维修工。2013年11月10日，这一天是他的家人永远忘不掉的日子，这天下午，他与物业的另一名维修工去给一业主安装排油烟机的室外排烟风帽，可是，就在安装完毕从梯子上下来时，不幸发生了，他从约六米的梯子上坠了下来，头部正好撞在了硬地上，当场便昏迷不醒。
进入医院的毛学富便显植物人状态。因是为物业公司干活，前一周，物业公司还付医疗费并常去医院看望，十几天之后，医生便告诉他们，毛学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最乐观也得成植物人。这个“大力物业”觉得事大了，如果是这种结果，他们将面对高额的医疗费甚至赔偿金，于是，他们反悔了，说毛学富没与公司签劳动合同，还说他给业主安装这排烟风帽的事没有派工单，是自己干私活等等，还要毛学富的家人去找业主，与业主打官司。郝彦彬知道这大力物业要耍赖了，于是，她去了沙河口区劳动局进行了劳动仲裁，这个仲裁很顺利，大力物业马上承认双方的“劳动关系”，还拿出个没有毛学富签字的《劳动合同》。
时间很快到了2014年，躺在医院里的毛学富仍然为植物人状态，此时的大力物业摆出与他们一点关系没有的架势，无法，郝彦彬去了沙河口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到那里去做工伤认定。这年九月，沙河口区人社局下达认定书，结果是没有给认定为工伤。郝彦彬不服这个认定，她马上就去了沙河口区人民法院，一纸诉状将沙河口区人社局告上法庭。 2015年3月11日，区法院下达行政判决，要求沙河口区人社局重新做出认定。
对工伤的认定只有两种，要么是，要么不是。拿到这个判决，郝彦彬的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一年来，只为丈夫是否为工伤的问题，她的路走得实在是太艰难。她将判决书的内容一字一字地念给丈夫听，也许是心灵的感应，也许毛学富还有一点点的感知，他竟然睁开了眼睛，这可是受伤后的第一次。郝彦彬流泪了，她的哭声引来了医院里众多人前来相劝，她用泪水在诉说着她走过的艰辛。
三天之后，毛学富离开了他热爱的家人和这个世界，他该瞑目了。
本来，一切到此都该结束了，可是，郝彦彬更加艰难的路才刚刚开始。
为认工伤：
只行政官司就打了三年
大力物业不服沙河口区人民法院的这个判决，上诉到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大连中法很快便维持了一审的判决。大力物业还是不服，又申诉到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但这家法院没有给立案。
这期间，郝彦彬还为丈夫的尸体做了个司法鉴定，鉴定的结果是“死亡与高处坠下有直接关系”。
面对这中法的最终判决，2015年9月，大连沙河口区人社局重新作出认定，结果是将死去的毛学富认定为“工伤”和“工亡”。
大力物业当然不会轻易接受这个事实。他们又针对沙河口区人社局的这个认定结果，去大连市人社局进行复议，市人社局也维持区里这个认定。
按理，关于毛学富是否是工伤或工亡的这个问题，到此应该划上一句号了，接下来的就是按国家相关法规进行赔偿的问题，但是没有。大力物业的法人杨松是沙河口区政协委员，他要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要与郝彦彬及家人来个“鱼死网破”。
政协委员：
发动人大代表左右了法院的判决？
一晃到了2015年底，在这段时间里，大力物业的杨松没有考虑自己该如何对毛学富进行赔偿的问题，他把精力用在了另一条道上，那就是，凭他区政协委员的身份，动用区里人大代表，对这个案子先出谋划策，后又出面公开进行干涉。
他做的第一步是，大力物业以原告的身份再次到沙河口区法院对区人社局进行诉讼，这个区法院因同一案件但原告的不同，给立案了。法院还没有开庭，这杨松觉得同一家法院对同一个案由的诉讼，不可能有两个结果，他在此打赢的机会很小，于是，他的那些人大代表出面了，沙河口区法院迫于压力，只好将这个案子拿到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让中法来找其它区法院来审，大连中法照办了，将此案子的审理权限交到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
2016年3月，西岗区法院正式立案，中间开庭两次，但都没有出结果。
郝彦彬说，西岗区法院迟迟没有出结果是有原因的，因就在这家法院两次开庭后，原来没有给他们立案的辽宁省高法不知怎么却下达一个行政裁定，要求大连中法对自己维持了一审判决的案子重新审理，大连中法也重新审理了，结果还是维持了自己的判决，这时已到了2017年的10月。郝彦彬和她的律师认为，西岗区法院之所以迟迟不拿出判决，就是在看大连中法的重审结果，如果结果大力物业有利，那就随着中法去判决，还不惹上级单位，如果没有利，那就和中法拧着判决，反正，受理案件的那一天开始，这个西岗区法院“要求沙河口区人社局重新认定”的判决，已是定好了的。
果不其然，就在记者采访时的12月15日，郝彦彬拿到了西岗法院的判决，结果一点没在意料之外。
郝彦彬和她的律师早已决定，对这个判决结果一定要上诉到中级人民法院。
大连中法将再次面对这个自己维持了两次的“工伤认定”案子，结果会怎么样，没有人知道。
编后：衙门口咋成的“葫芦庙？”
发生在大连几个政府部门及郝彦彬身上的事，让记者突然想到了《红楼梦》里的葫芦庙，想到贾雨村，想到他手里的“护官符”，更有他断的“葫芦案”。
工伤或工亡的认定一点也不复杂，一般主要看三点：在工作时间里及工作范围内为工作的单位干活受伤的，便为工伤。这是多年延续下来并且普通老百姓都知道的事情，所以，毛学富的工伤是毫无疑问的，可是，人已死去两年有余，关于工伤或工亡认定的问题，在这个赫赫有名的大连市，却遭遇了难题。
应该是难题吗？肯定是不应该的，那原因出在哪？当然出在人社局和法院。
先说说这沙河口区人社局吧。最早认定为“不是工伤”，理由的依据是什么？能站得住脚不？这可是关系到人命的大事。可当法院判其重新认定时，又认定为“是工伤和工亡”，这样的做法，让人不能不怀疑这个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做出“是”的认定后，他们向上级部门的解释是：“是法院让我们这样认定的”，于是记者在想，那第一个“不是”的认定，是不是大力物业让他们这样做出的呢？如果这样，这个政府部门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这样断出的“葫芦案”，难道手里有一“护官符”不成？
再说说这西岗区法院，本按规定这行政诉讼应六个月就得下判决，可是，硬是拖了十八个月，什么原因？郝彦彬和她的律师说得对吗？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他们手里也有个“护官符”还是收了大力物业的多大好处？
大连市中法又要面对这针对西岗区法院一审判决的上诉状，他们将会“维持”、“发回重审”还是自己重新下达判决？记者相信，这大连中法绝对不会断出“葫芦案”的。
还有，假如大连中法也采取以往的“维持”态度，那么，沙河口区人社局还会如何来认定呢？是不是仍然法院怎么判他们就必需怎么做？
当一个政府的衙门口变成“葫芦庙”时，遭殃的可不仅仅是百姓，国家法制何在？法规何在？从发生在郝彦彬身上的事，中国法制社会的建设，任重而道远啊。（来源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