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31日中办、国办正式印发《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年初国家正式批复的《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将四川、陕西、甘肃三省的野生大熊猫种群高密度区、大熊猫主要栖息地、大熊猫局域种群遗传交流廊道合计80多个保护地有机整合划入国家公园，总面积达27134平方公里。
其中，四川境内面积20177平方公里，占量的七成以上，主要涉及绵阳、广元、成都、德阳、阿坝、雅安和眉山七个市州。
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获批
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显示，因人类活动加剧、特大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等因素，其种群已退缩至秦岭、岷山、邛崃山、大相岭、小相岭和凉山六大山系。同时，野生大熊猫也被分割在33个局域总群，其中22个种群个体数量低于30只，具有灭绝风险。特别是18个种群个体量低于10只的，具有高度灭绝风险。
根据《方案》，四川划入大熊猫栖息地面积超过14000平方公里，占全省栖息地总量的七成以上。这些栖息地分别属于岷山片区和邛崃山——大相岭片区。划入部分在功能分区上，主要分为三大板块：核心保护区、生态修复去和科普游憩区。陕西和甘肃两省的划入区分别为秦岭片区和白水江片区，面积分别是4386平方公里、2571平方公里。与四川一样，功能分区同样分为三大板块。
获批后，大熊猫国家公园将会承担强化以大熊猫为核心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创新生态保护管理体制、探索可持续的社区发展机制、构建生态保护运行机制、开展生态体验和科普宣教等五个方面重点任务。
在保障措施上，《方案》要求，川陕甘三省要切实履行试点工作主体责任，强化统筹规划，加快制定试点实施方案，建立建立全法规制度、增强科技支撑和构建监测评估考核体系。
国家公园与一般景区有着本质不同，它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更高形态。主要体现为，更注重物种多样性保护，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原真性，同时着眼于公园内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转型，推动形成生态保护与经济体制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局面。
回眸·建设历时四年
据了解，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部分范围专家组组长为大熊猫研究泰斗胡锦矗。专家组成员、中科院成都生物所研究员罗鹏介绍，从2015年起，他就介入大熊猫国家公园的考察、规划工作。
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跑遍了阿坝、雅安等地。最危险的一次，是2015年七八月间，他路过雅安市宝兴县尧碛乡，结果遭遇塌方和泥石流。彼时，这里距离“4·20”地震刚过两年，地质条件仍不稳定。
“山上塌了一块，还有几块没塌下来，我们趁着间隙就开车冲过去了。”罗鹏说，他很难记得清在野外待了多久，期间吃的苦头，更是无法统计。
而在这整个大熊猫国家公园前期规划设计中，四川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罗鹏透露，他曾前往甘肃，参与大熊猫国家公园甘肃部分的专家讨论，“四川技术力量强一些，对陕甘两省的规划设计，是出了不少力的。”知情人士如是说。
实际上，四川为了大熊猫国家公园落地，已经努力了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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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最初设想
2013年底，在“4·20”灾后重建时，我省便提出依托宝兴、芦山等灾区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设立“大熊猫国家公园”。该项提议获得国家林业局积极回应，随后中央部委及四川相关业务部门开始着手相关准备工作。
这也是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最初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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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工作安排
2014年10月，《四川省林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发布，正式提出大熊猫国家公园应该为：在四川盆地西缘与川西高原结合区域，主要依托现有的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保护地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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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工作安排
2015年2月28日，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结果发布。国家林业局野保司首次确认，在划定大熊猫保护红线的同时，在四川等地试点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
2015年8月，国家林业局在云南昆明召开野生动物保护类型国家公园建设试点工作会议，要求相关省份以大熊猫、东北虎等为主题，不等不靠，先行试点，建设国家公园。随后，四川开始抽调相关专家，在成都、雅安、绵阳等市州开始前期工作。
2015年11月，省委十届七次全会将“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探索建立以大熊猫等珍稀物种、特殊生态类型为主题的国家公园”写入四川“十三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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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工作安排
2016年1月26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强调：“要着力建设国家公园，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些自然遗产。要整合设立国家公园，更好保护珍稀濒危动物。”至此，大熊猫国家公园明确为横跨川陕甘三省野生大熊猫栖息地，并与东北虎豹、三江源三个国家公园被列入中央审议的国家公园名单。
2016年3月起，四川牵头，与陕西、甘肃两省合作，研究制定大熊猫国家公园划定范围、机构人员安置、划定区域内自然资源财产处置、公园内原住民迁徙安置、矿山企业关停迁徙办法、新的生态补偿机制和赎买机制等。
2016年5月6日，四川省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编制领导小组办公室在成都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与会者达成方案初步框架和范围。
2016年7月，相关方案全部研究议定，分别通过三省政府、省委审议，并上报中央。
2016年12月5日，中央审议通过《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
使命·大熊猫国家公园
大熊猫国家公园究竟是什么?
体制试点主要内容有哪些?
又要取得哪些成效?
带着疑问，记者走访了相关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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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什么：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人类目前已知物种保护最高形态，目标锁定示范、先行和样板三个“区域”。
根据中央批复，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定位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区域、生态价值实现先行区域、世界生态教育展示样板区域。
据了解，在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中，将会对川陕甘三省大熊猫栖息地中80余个各类保护地进行整合，增强栖息地的适宜性和联通性。最终目的是，让大熊猫国家公园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保护典范。
生态价值领域，逐步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同时，当地居民参与生态保护的利益分享机制和多元化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不断完善。
在世界生态教育方面，逐步形成以大熊猫为特色的生态文化，不断拓宽社会组织和国际社会参与大熊猫保护的渠道，深化国家合作交流，提升生态体验和环境教育的全球影响力。
“总之，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景区，而是一个保护地的更高形态，或者是人类目前已知的最高保护物种体制。”相关专家介绍，大熊猫国家公园将会实现对栖息地原真性、完整性的全方位保护体系，并实现园区内居民发展方式与生活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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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主要内容：
试点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以大熊猫为核心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转变区域生产生活方式。
具体工作上，围绕以大熊猫为核心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创新生态保护管理体制、探索可持续的社区发展机制、构建生态保护运行机制、开展生态体验和科普宣教等五个方面展开试点。
主要为，保护修复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系统，抓好天然林保护等重大生态工程，强化森林草原防火体系和有害生物防治体系建设，通过生态修复等对受损、退化、碎片化的栖息地进行恢复改造。
采取自然措施，恢复栖息地连通廊道建设，建立大熊猫野生种群遗传档案，实现野生种群管理的精细化，完善人工繁育-野化训练-放归复壮野生种群机制。发挥大熊猫作为旗舰物种的伞护效益，对同域分布的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实施抢救性保护。
在管理体制方面，依托现有机构整合组建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机构，不做行政区划调整，但又打破行政区划，按照山系、临近相似区域、自然边界和行政区划结合的原则，组建管理实体。
建立权属明确的资源管理体制，实行国有和集体所有并存的土地管理制度，整合范围内的林地、草地、建设用地，逐步转移给国家公园，确立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社区发展方面，建立当地居民参与生态保护的利益协调机制，将现有各类保护地管理岗位统一归并为生态管护公益岗位。完善野生动物损害补偿制度，构建与周边区域良性发展的互动机制，依托国家公园优势，发展民族文化、生态旅游、熊猫文化产品、特色农产品加工等相关产业。
生态保护运行机制方面，加大基础设施、生态廊道、科研监测等方面投入，在整合生态保护资金基础上，加大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力度。推行特许经营模式，并实施动态管理。建立社会捐赠制度，符合条件的公益性捐赠享受相关税收优惠。
在生态体验和科普宣教方面，搭建生态体验和环境教育平台，科学布局游憩体验线路，规划以大熊猫为主题的生态体验和环境教育项目。实行访客限额制度，建立访客量控制与行为引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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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意义是：
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意义是：稳定大熊猫栖繁衍生息、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新模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首先，有效保护珍稀物种，实现大熊猫稳定繁衍生息。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显示，因人类活动加剧、特大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等因素，其种群已退缩至秦岭、岷山、邛崃山、大相岭、小相岭和凉山六大山系。同时，野生大熊猫也被分割在33个局域总群，部分小种群有高度灭绝风险。推动大熊猫栖息地整体保护和系统修复，促进栖息地板块间融合，对于增强大熊猫栖息地的联通性、协调性、完整性，合理调节种群密度，实现大熊猫种群稳定繁衍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原真性。大熊猫栖息地是全球地形地貌最为复杂、气候垂直分带最为明显的地区之一，拥有包括大熊猫、川金丝猴等在内的8000多种野生种植物，具有全球意义的保护价值。通过开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不仅能够加强对大熊猫的保护，也能促进整个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为打造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维护生态安全做出重大贡献。
再者，创新自然资源保护管理体制，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新模式。国家公园区内涉及多种类型保护地，各类保护地按照生态要素类型和兴趣花边界划定，土地及相关自然资源产权不清洗、多头管理、权责不清邓文较为突出。通过国家公园试点，额可以大熊猫栖息地进行统一规划、保护和管理。
最后，调动全社会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通过试点，搭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生态保护平台，把生态保护、扶贫开发与地方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园区内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转型，推动形成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