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多层次与多面向，决定了中国故事的多层次与多面向。想象的中国与现实的中国，宏大的中国与微观的中国……所有的维度汇聚在一起，才能构成一个准确而平衡的“中国”。
本土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的《长城》近期在北美遇冷，不但票房表现平平，而且主流评论界给予的评价总体上偏负面。在刚刚落幕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好莱坞影星马特·达蒙甚至被调侃因出演《长城》而错过小金人。这对于在资本和渠道上正大踏步走出国门且几无障碍的本土电影而言，是一个提醒。
可见，《长城》讲了一个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都不大买账的故事，而“讲故事”正在成为这个时代最时髦也最利益攸关的事情。在个体层面上，社交媒体的普及使大千世界的每一个人都有了隐形的麦克风，他们可以随时随地对全世界讲自己的故事，哪怕听众寥寥。对他们而言，“讲”这个动作本身显然是一种更为重要的权利。而在国家层面上，讲好中国故事也受到了自上而下的广泛关注。于是，每一部官方宣传片的推出以及每一次中国影视成功或曲折地行销海外，都会成为社会热点。怎样把“中国”这个既深邃又复杂的故事讲好，不仅是一个传播技巧的问题，更是国人念兹在兹的一种共同情结。
为什么“讲中国故事”会成为一个问题，而“讲美国故事”则往往不会？这是由很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其中最显著的一点，就是中国自身的复杂性。五千年的文明历史、瀚若星辰的轶事与典故、自成体系的价值观念、急速上升的国际地位……这些历史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因素，都决定了所谓“中国故事”既不会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深度展示，也不会是一种线索清晰的单线叙事。正像中国外文局近期联合华中科技大学主办的一个名为“讲好中国故事”的创意大赛在其宗旨中所强调的那样，中国的多层次与多面向，决定了中国故事的多层次与多面向。想象的中国与现实的中国，宏大的中国与微观的中国……所有的维度汇聚在一起，才能构成一个准确而平衡的“中国”。
然而，近年来一些旨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影视作品，未必能参透这项工作的应有之义。严重抛弃了中国逻辑的《长城》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均恶评如潮，一些在海外播出的中国纪录片被指责为炫耀国力，更不要说某些对外新闻报道在观念和技巧上存在不少问题……叙事是有着国际通行的规则的，任何一个好的民族故事都必然是普遍人性和民族文化特性相结合的结果。而现在流行的一些“中国故事”，其中有些则陷入一套顽固的二元对立系统：要么一味立足于本土，自说自话、自怨自艾；要么完全抛弃文化的主体性，臣服于想象中的市场逻辑，却最终发现市场的逻辑是无论如何也无法与文化的逻辑脱离开来的。
“讲好中国故事”既是一个文化产业问题，也是一个文化政治问题。张艺谋是中国电影导演中最具国际流通力的一位，但《长城》在海内外遭遇的问题清晰地表明，“中国”这个大IP仍有待一代又一代的叙事者去深入挖掘。文化本身就是由成千上万个故事汇聚而成的，探索和建立一套科学“讲好中国故事”的体系，体现着我们对母文化最本质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