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迅速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找到了他最关心的207个字，“字数不多，但每个字都关乎科技创新的未来”。
龚克觉得“特别要点赞”的是，短短5句话的表述，把“完善对基础研究和原创性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机制”放到了最前面。“这非常有必要，我们在这方面差距确实很大”。
龚克一直鼓励科技人员冲破种种有形或无形的束缚，“改革归根结底，还是要激发出人的活力”。
他主张把人从不合时宜的体制和制度中解放出来，使其迸发出创新的活力，“你要科研人员解放思想，那么体制机制一定要有突破”。
他并不讳言，如今在打通创新成果转化通道时出现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原创成果供给不足，改进型发明太多，甚至“山寨”的太多，“长期基础研究的积淀才是成果转化的源头，现在科技工作中急功近利的倾向必须要克服”。
为此，科技评价机制改革成了高校和科研院所各种改革中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因为现有的评价机制中存在种种问题。
“都鼓励协同创新，可拿什么来褒奖合作？”
“现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过度使用论文评价。”龚克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首先谈起了“论文标准唯一化”的问题，“用论文覆盖了对所有科技活动的评价是不合理的。”
他说，科技成果转化要解决的问题和在实验室里的完全不同，比如如何实现大规模、高重复率的生产，既保证可靠性、安全性，又减少排放、降低能耗，“这些问题都不是以论文为载体的，如果只用论文来评价，那就不利于做这件事”。
单就论文评价来说也不尽合理，“只认第一作者，没人关心如果没有第三个作者到底能不能成就这篇文章？”龚克说，目前并没有建立起如何评价科研工作中合作者的机制，“我们总是鼓励大家合作、鼓励协同创新，可拿什么来褒奖这种合作？”
都说中国学者缺乏合作精神，龚克认为，“不是学者们自私，而是政策出了问题”。
与此同时，以学科为单位的评价体系也成为束缚创新的一大因素。龚克谈到，创新往往意味着对既有学科的突破和跨越，意味着新知识甚至新学科的诞生，在“学科思维”的禁锢下，培养出来的人才可能会缺乏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学科创新的能力。
然而，仅靠一两个学校的改革，很难有所突破。在鼓励跨学科合作的南开大学，去年在学科评估中就遭遇了尴尬。南开在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方面有一个影响很大的成果，可谈到成果归属问题时，就要求必须说清楚这个成果到底是属于理论还是应用，“最后只好根据第一作者所在学科来划定”。
龚克认为，应该承认大家在合作中的付出，不能只说不做，“哪怕各50％，如果真要鼓励合作，可以各70％，要体现出合作的贡献大于1”。他指出，现在国家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都需要并鼓励多个学科的专家教授一起来完成一个大项目，“可现在的评价恰恰与政策鼓励的方向相反”。
“为什么大的成果不太容易出来？这跟评价周期偏短有关。本来3分钟就能开锅，你老揭锅盖看，就不开了。”龚克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形容眼下“对高校科研的评价还是有些急”。
他谈到，眼下的“双一流”建设规定评价的周期为5年，“对一个大学而言，5年刚培养了一届学生，而一个深入的教学改革，5年时间都还看不出什么起色，”那么高校自然只能去想5年见成效的办法，“你不能怪基层坐不住冷板凳，因为没人鼓励坐冷板凳”。
龚克也表示，关于改革科技评价机制的问题，国家不能说不重视，“很多文件中都提到过，但确实没有现成办法。”他说，任何一个措施都不会十全十美，建议大家坐下来谈一谈，对当前首先需要破解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形成共识，再去想办法一点点推动解决。
“不必过度批评高校高价挖人才的现象”
关于眼下出现部分高校为挖人才给出“天价”年薪的现象，龚克认为，这是市场资源配置作用在人才上的一种突出表现，“不必过度批评，市场在一定情况下会达到平衡”。
他说，目前大家所谓的“天价”，一般来说是国内人才的价码在与国际市场看齐，“也就是说，我在美国当教授拿这些钱，你吸引我来，应该不少于这些”。这样一来，一下子就大大高出国内以往对科研人才开出的价码；甚至出现，你用高薪挖走，我用更高薪把人留下的情况。
“政府做宏观调控，也还是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龚克认为，拿了高薪到底能发挥多大作用，大家都会有所考量，不可能盲目追高。而这种少数教师打破原有薪酬平衡的事件，最终会使得人力资源的总体投入随之提高。
以一所高校为例，如果给高端人才提高待遇，势必要提高其他全体教师的待遇来缩小差距，特别是提高一些刚入职教师的待遇；而一个学校提高了待遇，也会带动其他学校适当提高。龚克认为，近年来，我国已经大幅提高了对人才的重视程度，“但和世界上一些人才强国相比，还有差距”。他认为，这种趋势将使得人才的地位得以凸显，“告别我国过去长期以来见物不见人的问题”。
在人才流动的背后，比高薪更重要的是“能否人尽其才”的问题。龚克坦言，南开大学也流失了不少人才，但未必都是被高价挖走的。“流出大于流入的现象直到2013年才得以扭转，也是特别揪心。”他认为，薪酬绝不是唯一因素，“很少见到某个教授在原单位干得很漂亮，团队很和谐，人际关系又特别好，只因为钱离开的。”
龚克认为，这是一个值得高校反思的问题，一些非金钱的因素应该被重视，比如有没有很好的团队配合，能不能提供一个更高的平台以及文化的认同等。
针对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对西部高校人才“手下留情”的呼吁，龚克认为还应该关注，西部高校要尽可能给人才提供更好的平台，对人才的观念、管理服务的效力等都应该有所改变，“要不然，即使别人不挖，他也很难发挥作用”。甚至有人说，“我自己辞职过来，即使你不让我来，我也不会在那儿待下去了”。
龚克认为，高校要留住人才，除了政府调控引导之外，关键还是要靠自身改革，“不能变成保护落后，成为人才流动的桎梏，这样无论对国家、对高校，还是对人才本身都没有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