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将用于未来军事行动的美国海空军装备。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12月7日刊登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分析师、乔治城大学教授保罗·R·皮勒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特朗普政府是否将会与伊朗开战？》，编译如下：
从防止核扩散角度来看，未来的特朗普政府将是否遵守限制伊朗核计划的协定直接关系到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同样重要的是应以建设性的方式抓住巩固这项协定的机会，以解决伊朗和美国都关注的问题。但随着新一届政府逐步出台对伊政策，问题也关系到需要避免可能出现的灾难性的局面，从而在美伊关系中给美国的利益造成巨大的损失。
特朗普班子高层不理性
请回顾一下大约4年前，在达成核协定的谈判开始之前，在美国对伊朗政策的公开辩论中是如何产生的政策选择。由于人们在伊朗研制核武器的问题上危言耸听，所以“动武选择”一再得到认真的讨论，并作为替代谈判的主要选择。换言之，人们当时谈论的问题是与伊朗开战，尽管在这项选择问题上的通常措辞并非如此。
假如发动武力进攻以消除其他国家（包括进攻者在内）已经拥有生产核武器能力的可能性，本身即是赤裸裸的非法侵略行径。这样做可能会促使伊朗决定制造其从前决定不制造的核武器，从而适得其反。但是，这些选择当时仍然得到讨论。宣扬发动武力攻击的一些人可能更多地视之为虚张声势，但在其他人看来，战争却是具有切实可能性的选择。
因此，除却美国如果撕毁协议会给美国利益造成的其他损害，对伊朗的战争本身也可能带来代价高昂的后果。然而，这种战争迫在眉睫的危险并不是基于对核协议的处理方式，而是在于特朗普即将任命担任高级国家安全职务的人选使得新一届政府高层可能充斥一种思维倾向，就是要挑起与伊朗的长期冲突。这种思维倾向与其说是理性分析的结果，不如说是基于一种发自内心的，有导致武装冲突风险的狂热和仇恨。
除了当选总统本人，导致这种局面的最重要人物就是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提名人迈克尔·弗林。弗林对伊朗的态度是基于对伊斯兰教的广泛恐惧，因而这种观点即使不是完全荒谬，也是错误的。如果他对于这些问题的成见与事实不符，他便试图让这些事实削足适履。《纽约时报》曾报道2012年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的外交人员住所遭到的袭击事件。弗林坚持认为，伊朗插手了这场袭击。他当时正担任国防情报局局长，并曾经对该局的下属说，他们的任务就是找到证据，表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然而后来没有找到有关伊朗在这场袭击中发挥作用的任何证据。我们不应当感到意外的是，一个以这种方式履行情报机构领导人职责的人，最近显示出了热衷于符合其政治目标的其他方面虚假新闻的态度，如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卷入恋童癖案件。
迄今为止，特朗普的其他人事任命也没有带来能够矫正弗林在伊朗问题上倾向的希望。人们无法期望中央情报局局长提名人迈克·蓬佩奥提供这种希望，因为他是带着明确的废除核协议的政治意图就任该职务的。
目前也不能期望被提名担任国防部长的詹姆斯·马蒂斯能够这样做，尽管他要比弗林更博学。马蒂斯在伊朗问题上的固有偏见，使他在涉及伊朗问题时的看法都让感情因素而不是学识来主导。马克·佩里的看法可能是对的。他认为，马蒂斯感情用事的倾向可能是在海军陆战队服役的经历带来的，源于受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1983年对贝鲁特的美军军营所搞的卡车炸弹爆炸事件，这次事件中有220名海军陆战队员和其余21名美国人丧生。佩里引用另一位海军陆战队高级军官对马蒂斯的评论说：“这在他的血液里，就好像他想要与他们扯平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