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干警左宇在办案中。
从去年1月到今年6月，因为调查案件先后到过11次杭州；近两三个月，每两三个星期出差一次，有时候连续十来天在路上，一天换一个城市。这些“说走就走”的行程是反贪局侦查员左宇的“日常”。
左宇是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反贪局二部的反贪案件承办人，2005年从中国政法大学侦查专业毕业，11年来他“没干别的”，从事的是老百姓既好奇又陌生的反贪工作。
2005年刚进检察院时从书记员做起，2008年开始承办案件，这些年间左宇查办各类职务犯罪线索104件，承办大要案26件28人，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数千万。
没初查上百个线索积累就难以独立办案
左宇告诉记者，侦查技能体现在方方面面，如犯罪嫌疑人提到1000万现金，侦查员头脑首先要反应过来，他用多大的包装这些钱。这都属于常识，有的一听就是假的。
因为案件的复杂性，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往往是团队操作。在受理审计部门移送的一起受贿案件时，为了理清账本上有多少与案情相关的记录，左宇和另外两个同事找来公司的上千个账本，先用电子账检索，然后3个人24小时内连着审看账本。
由于前期工作扎实，这起受贿案从线索初查到移交给公诉机关，总共用了3个月。
至于那些侦查中的技巧是从哪儿来的，左宇说：“全靠积累，没有初查上百个线索的经验积累，就难以更好地独立承办案件。”
最离不开的是破案时的兴奋感
从事反贪工作的压力有多大？左宇告诉新京报记者，自己平常爱好摄影、旅游，如果没有这些爱好，工作上的压力根本调整不过来。这些压力有突破案件的压力，也有责任的压力，一旦被撤案或者决定不诉，侦查员前期的工作可能会化为乌有。
而与此同时，法官检察官辞职下海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对于有着11年反贪工作经验的左宇来说，转行去当刑事律师或许更是名利双收的选择。不过左宇告诉记者，最让他离不开这个岗位的，是破案时的那种兴奋感。
“如果今天领导安排上案子，谁查这个人、谁问那个人，接到指令的那一刻就特别兴奋。”
在调到北京市检二分院之前，左宇曾在石景山检察院工作过5年。他向记者描述了一个记忆深刻的场景：石景山检察院原来有一个承办人，有一个案子需要查账，当时去的时候是夏天，查账时汗流不止，这位承办人为了不让汗渍影响到账本，每翻一页都要把手擦干。
“大家就是对案件有这么股认真劲，就是破案时那种感觉让人舍不得离开。”
■ 案例
5分钟“撬动”嫌疑人
左宇看来，跟其他工作相比，反贪工作要求侦查员的反应更快，“在审问犯罪嫌疑人时，对方说了一个我不知道的事儿，我得马上反应过来，不能露怯。还得能聊，要能很快融入氛围，对方给你一个反馈，得马上顶回去”。
2014年春节前，某科研所原主任原某等四人贪污、受贿、行贿案移送到反贪局办理。案件落在左宇手上，至今回想起来，左宇认为这是职业生涯中难度最大的一起案件。
行贿人李某某被采取强制措施后的3个月里，拒不交代行贿问题；而李某某公司隐匿了相关财务凭证；将按照业务量收受贿赂的U盘数据全部删除。
一时间，嫌疑人受贿、贪污公款的具体数额无法准确计算，案件停滞不前。
“虽然也有人交代了一些问题，但是对数额没办法确定，并且只有口供，我们办案不可能说一个人受贿3000余万元，一定得把后面几块几毛都说清楚。”
在翻看公安机关移送的50余本卷宗过程中，左宇发现可以通过李某某公司的业务统计表格复原被删除的数据。在一次调查取证时，左宇无意间跟工作人员聊起U盘，恰好该工作人员为了跟领导对账备份了一份。拿到了关键证据，案件僵局一下被打开了。
左宇回忆这次“意外惊喜”，从公司出来和搭档返回单位，“同事开着车，我看着窗外，我们两个哈哈大笑。”
经过提取和电子数据鉴定，证据链条一下子闭合了，“再审时我就告诉犯罪嫌疑人，我现在拿到了这个U盘。之后，他马上就交代了，真的只用了5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