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山东泰安中院二审终审认定，53岁的访民徐学玲以进京上访为要挟，向山东省新泰市泉沟镇政府负责稳控的工作人员索要37700元，维持新泰市法院的一审判决，徐学玲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徐学玲供述称自己没有主动要过钱，是政府工作人员怕她上访主动给的，并不是“强拿硬要”。法院采纳的泉沟镇政府相关人员的证言显示，镇政府迫于稳控、通报考核等压力给徐学玲钱，有些钱是镇政府工作人员向领导汇报后经审批而给。
徐学玲的代理律师张生贵认为，镇政府给徐学玲钱款是为完成稳控任务，经过镇政府领导批准，不属于“被威胁”产生压迫感恐惧感，且政府享有拒绝付款的权力和自由，徐学玲不构成寻衅滋事罪。
此前报道，徐学玲早年上访时，曾两次被送入精神病院，后来“被精神病”成为她上访的主要理由之一；而在该案一审判决前，她又被鉴定为“无精神病表现”。
徐学玲的弟弟徐加生表示，将就此案向山东高院申诉。
徐学玲生活照。 家属供图镇政府给的3.77万被认定“强拿硬要”
2016年4月1日，53岁的徐学玲一审被山东省新泰市法院以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理由是其在“非正常上访”过程中“强拿硬要”新泰市泉沟镇镇政府37700元现金。
徐学玲的家属不服，上诉至泰安中院。7月12日，泰安中院直接向徐学玲家属及律师寄送了判决书，其中显示“本案不属于依法必须开庭审理的案件，决定不开庭审理”。
判决书认定， 徐学玲因其妹妹被打、其被鉴定为“癔症”及其子张平辉无证驾驶被行政处罚等事项，多次到北京天安门、中南海等地非正常上访，多次受到北京市公安机关训诫后不思悔改，仍以此为要挟向负责稳控工作的工作人员索要财物，破坏社会秩序，情节恶劣，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应依法惩处。
与一审判决相同，山东泰安中院的判决书，共采信了12名泉沟镇政府及信访办工作人员的证言证词，均称徐学玲以上访中被打及关精神病院为由去北京上访，并以此为要挟向负有稳控责任的泉沟镇政府工作人员多次索要财物，镇政府迫于稳控、通报考核等压力给她钱，有些钱是镇政府工作人员向领导汇报后经审批而给。
徐学玲的供述则称自己没有主动要过钱，是政府工作人员怕她上访主动给的，并不是“强拿硬要”。徐学玲还称，泉沟镇一名工作人员“劝自己在家里治病不要到北京上访，说镇里要处理自己的事，并安排人在泉沟镇信访办公室给自己1万元现金”。
张生贵称，二审下达判决之前，泰安中院一赵姓法官曾约见他，并出示泉沟镇政府的相关账页， “其中有三张是与徐学玲有关的款项，写的是处理信访案件款，除此之外，还有两张徐学玲打的借条”。
泰安中院二审判决显示，徐学玲分别于2008年3月3日、2009年4月29日以借款的名义，从泉沟镇财政所分别领取现金14000元和5000元。
张生贵律师始终认为，寻衅滋事罪中的“强拿硬要”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而相关证言显示，泉沟镇政府给上诉人费用以治病费用的形式给付，接访行为本身是完成稳控任务；给徐学玲钱款是经过镇政府领导批准，不属于“被威胁”产生压迫感恐惧感，且政府享有拒绝付款的权力和自由，徐学玲取得钱款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
因“被精神病”上访，判刑前被鉴定“无精神病”
除此之外，徐加生认为，政府相关部门存在明显过错，在徐学玲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其进行精神疾病鉴定，才致使徐学玲不停上访，“不能将政府的过错转嫁给徐学玲”。
2016年6月13日，澎湃新闻曾就徐学玲曾在上访中被两次送入精神病院，却在判刑前被鉴定“无精神病表现”一事进行了报道。
10年前，山东省新泰市泉沟镇人徐学玲为了给被打伤的妹妹讨一个公道，开始上访。2008年3月，她被鉴定为患有“癔症”，并被镇政府送入精神病院治疗。等到妹妹的事情协议解决之后，徐学玲再次上访，这次的原因是：她认为自己是“被精神病”，要讨一个说法。2009年，她第二次被送入精神病院。
2015年5月，上访多年的徐学玲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随后，鉴定书给了她一个证明：无精神病表现。这一鉴定被新泰市法院、泰安市中院在一审、二审判决中分别认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