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外力怎样支持
国家各项惠民政策和民生项目，要向贫困地区倾斜。深入开展定点扶贫、东西协作扶贫，支持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
——摘自政府工作报告
中国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牛盾委员
扶贫成就让世界惊讶
一个月前，我在罗马给各国政府和粮农组织官员做今年G20农业部长会的吹风会，当我提到中国去年粮食产量超6.2亿吨，减贫1000多万人时，他们对中国的农业进步和减贫成果感到惊讶。
中国扶贫模式的创新和有效性来源于四点：一是领导责任制，脱贫不达标会受批评等责罚；二是工作机制，强调精准扶贫、建档跟踪，个性设计；三是工作方式，注重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异地转移发展等可持续方式；最后是理念创新，注重因地制宜，保护生态环境。未来的精准扶贫，必须建立贫困人口的详细档案，做到心中有数；要进行个性化的设计，针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脱贫方案；要有针对性地帮扶和投资；要持续地跟踪和可持续地帮扶。
（本报记者 朱少军）
贵州省监察厅副厅长申楚委员
专项监察看紧扶贫款
国家逐步加大惠民政策力度，尤其投向中西部贫困地区的民生资金和项目越来越多。这些资金和项目，一头连着党和国家的惠民政策，一头连着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然而，由于机制不畅、监督乏力等，民生资金被中途截留、侵占骗取的现象在全国各地时有发生。
确保每一分扶贫款都用到该用的地方，需要强有力的纪律保障。我们的做法是以专项监察为抓手开展民生领域铸廉行动。围绕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局部发现问题较多，对扶贫工作有“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的主要民生资金项目，用专项监察的筛子过滤一遍，让民生腐败无处遁形，还打破了“隔墙扔砖”的侥幸心理，警示和震慑了不少“苍蝇”。
（本报记者 郝迎灿）
四川省凉山州委书记林书成代表
完善开发收益分享机制
当前，贫困地区“资源和财富拿走，污染和贫困留下”的现象较为突出。建议尽快完善具体化、可操作的资源开发收益分享机制。尽快出台贫困县退出的具体标准、扶贫成效的第三方评估细则，以便地方提高扶贫攻坚工作的针对性。
凉山将大力发展特色产业作为脱贫攻坚的主攻方向，坚持绿色发展、生态富民。同时，还将以交通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脱贫攻坚的标志性工程，强力推进交通大会战，带动特色旅游等产业发展，拉动新村新寨等基础设施建设，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走上发展路、致富路和放心路。
（本报记者 徐 隽 张 文）
安徽省宣城市长韩军代表
要生活富也要生态富
一般而言，贫困地区往往发展环境受限，生态脆弱，如何两难中寻求发展，要靠生态扶贫。
生态扶贫要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既不能守着青山绿水放弃产业发展，让贫困群众成为“生活贫困户”；也不能因为一味发展经济破坏良好生态，让贫困地区群众成为“生态贫困户”。从我们的实践来看，一方面要保护好绿水青山，让贫困群众生态富有。加大对贫困地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投入和生态保护修复力度，优先支持贫困村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防护林建设、湿地保护与恢复等。另一方面，也要打造出金山银山，让贫困群众生活富有。充分发挥良好的生态优势，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休闲农业、生态旅游和特色经济林工程，提高贫困人口参与度，促进农民增收。
（本报记者 胡雅婷 孙 振）
澳门万国控股集团主席刘雅煌委员
华侨扶贫需一站式服务
海外华侨受地域和时间限制，对国家政策的理解把握、扶贫项目操作的安全便捷、脱贫结果的分析评估等方面的信息都有限。
为确保侨务扶贫精准到位，建议设立旨在解决扶贫信息不对称并高效对接供需双方的大数据平台，民政部门要摸清贫困户的致贫原因、贫困特点、贫困户现有资源、脱贫意愿等信息，侨务部门也应确定有意愿的爱国华侨华人的底数，以及个人或企业背景、产业优势、专业优势、扶贫意愿、扶贫要求等信息，从而互相便捷了解、精准配对。同时，建立“互联网+”的扶贫跟踪系统，为侨务帮扶配对成功的双方提供能够直接交流的平台，提供一站式扶贫服务。
（本报记者 柴秋实）
中国旅游协会会长邵琪伟委员
电商扶贫大有可为
财政部、商务都连续两年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选取的256 个示范县中，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和集中连片贫困县103个。实践证明，发展农村电商有利于降低交易和流通成本、增加商业机会，提高农产品商品化率和农民收入、促进创业就业。当然，电子商务在广大农村，还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产业基础薄弱，生产的组织化、规模化、标准化程度低，有影响力的品牌少；基础设施落后，道路简陋，冷链设施缺乏，物流成本高。
建议在脱贫攻坚专项规划中对电商扶贫作出部署；持续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支持供销总社电商扶贫行动计划；加强风险防范，加强法制建设，加强攻府服务和指导，加大统筹协调力度。
（本报记者 吴秋余）
江西景德镇市委书记钟志生代表
擦亮中国文化金字招牌
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是世界上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陶瓷文化宝藏，发掘、保护、开发、利用御窑遗址这一珍贵文化遗产，对提升江西乃至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和世界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已经实施了多项维修、整治、改造及建设项目。在设计施工中，把握好与周边地区和山水之间的关系，以期发掘出更多的历史，以传统带动现代，将这里建成集节能、环保、经济、适用为一体的遗址公园。同时以遗址保护工作为契机，把御窑厂遗址确定为申遗主体，将柳家湾、高岭等五处遗址整体打包，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未来将继续加大御窑厂遗址保护研究力度，推进御窑厂遗址的保护和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步伐，形成“一心、一环、一线”的景观构架，争取在3年内，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擦亮国字号文化“金字招牌”。
（本报记者 吴齐强 任江华）
安徽六安市长毕小彬代表
扶贫要走出一条新路
经济发展了，但教育、医疗、社保水平依然较低，“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不是真正的脱贫；发展加快了，但生态破坏了，摘下了“穷帽子”，却戴上了“黑帽子”，同样不是真正的脱贫。打赢扶贫脱贫攻坚战，必须走出一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同步提升的扶贫新路。
建议突出建设基础设施和提供公共服务，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突出产业扶贫，在提高生产者与市场关联度上做文章，完善“公司+基地+农户”“合作经济组织+公司+农户”等模式，实施光伏扶贫、旅游扶贫、电商扶贫等，进而延伸产业链条，增强产业扶贫造血功能；突出扶智立本，提高贫困群众能力素质，让贫困户掌握一门手艺、增加一项收入。
（本报记者 何 璐）
海南省发改委主任林回福代表
精准扶贫需较真
目前，有些地方的扶贫工作无法一竿子插到底，存在扶贫举措假大空、扶贫成效不显著、扶贫成果难巩固等问题，有些生态核心区的贫困村庄实施整村搬迁工程，却是搬得出、留不住、难致富，出现了脱贫后返贫甚至不如扶贫前的反弹现象。
扶贫首先要扶志，扶贫对象不能总是“被扶贫”，而是要树立靠辛勤劳动致富的自主脱贫观念。扶贫举措要接地气，需建立协商机制。要挨家挨户走访贫困群众，建档立卡，和老百姓商量制定扶贫方案。结合扶贫对象实际情况和当地资源条件，扶贫方案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优先加快通路、通水、通电、通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帮助落实生产、生活资料，才能夯实扶贫的根基。精准扶贫不能只看表面数字，要对扶贫方案、扶贫效果“较真”，建立起精准扶贫台账可追溯体系，党政同责，强化督查问责。
（本报记者 黄晓慧）
内生动力怎么激发
坚持精准扶贫脱贫，因人因地施策。大力培育特色产业，支持就业创业。解决好通路、通水、通电、通网络等问题，增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发展能力。
——摘自政府工作报告
大寨党总支书记郭凤莲代表
还是得艰苦奋斗
近年来，中央出台了那么多措施，可还是有些地方富不起来，当然有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等客观因素制约，恐怕也要在自己的主观找原因。说白了，贫困地区更需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靠要”的思想要不得。扶贫要两个巴掌合起来才拍得响，如果老百姓不主动起来，只靠上级给钱给物是富不起来的。
走出一条长效的脱贫之路，需要有好的带头人，还得有相应的配套政策。我们现在讲精准扶贫，首先要摸清哪些地方是没有致富条件的，这就要想办法搬迁到城市，寻找一条适合的发展路径；有些村实在不能住的，也可以兼并起来。最终，也还得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贫困地区的每个人都要动起来，在党的带领下走出自己的脱贫路。
（本报记者 赵 兵 刘鑫焱）
民进中央常委庞丽娟代表
教育扶贫管长远
脱贫攻坚任务繁重，扶贫尚可主要依靠项目、资金和设备，脱贫则只有依靠教育助力其主体内在素质提升、能力成长，特别是观念、意识的转变。
要调整优化中高职学校布局，提升统筹中高职学校发展的层次和能力，并加强对农民工、转移劳动力、新创业、再就业等人群职业技能的培训。要下大力气提升农村义务教育的质量，设立国家中西部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质量县域基本均衡攻坚工程，建立基于标准的教育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指导地方每年组织一次重点在乡镇、农村的县域义务教育质量评估，使农村乡镇义务教育也同样具有较高的质量，助力农村孩子成才。要尽快建立国家艰苦偏远地区乡村教师岗位特殊津贴制度，以使乡村教师安心、乐业。
（本报记者 张 烁）
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沈健代表
建立教育扶贫长效机制
教育被公认为精准扶贫工作中最能提高贫困家庭脱贫能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政策工具。
教育经费要向经济薄弱地区、基础教育倾斜。健全经济薄弱地区学前教育资助制度，帮助低收入农户幼儿接受学前教育；免除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普通高中学杂费，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让经济薄弱地区的孩子和其他地方的孩子一样接受良好教育；建立保障经济薄弱地区低收入农户学生上重点高校的长效机制，加大对低收入农户大学生的救助力度，对低收入农户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支持。同时，要大力支持经济薄弱地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为经济薄弱地区乡村学校定向培养下得去、留得下、稳得住的一专多能教师。
（本报记者 姜 洁 姚雪青）
鲁迅美术学院副院长李象群委员
教育是最根本的扶贫
“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愚”。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高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也相应高。从教育入手治穷根，是扶贫的根本路径。
我们已经看到了改变，一些资金已经沉下去，改造薄弱学校的教学环境，但与硬件相比，“软件”在教育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更大，比如优质师资。建议国家继续通过政策引导，让更高质量的师资进入更需要改变现状的贫困地区，为这些地区的发展提供可持续的人才支撑。同时在高教招生环节，应安排层次性更强的扶持措施，从国家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到省属院校安排一定的计划招收农村考生，让更多贫困家庭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用奋斗改变命运。
（本报记者 马 剑 辛 阳）
贵州省毕节市长陈昌旭代表
社会参与形成脱贫合力
当前以政府为扶贫主体的模式面临“钱从哪里来”“钱花哪里去”的双重困境。社会力量通过教育、产业扶贫等模式参与，可有效缓解困境。
政府要拿出具体措施，进一步加强对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政策支持力度。比如，通过财税扶持政策，健全组织动员机制，搭建社会参与平台，鼓励和吸引社会力量到扶贫地区去投资兴业，拉动产业发展。为了避免“返贫”，建议设定时间表，留出缓冲期，加强严格评估，实行逐户销号，防止“数字脱贫”，防止“平均数掩盖”，防止“富戴穷帽”，防止“脱贫即返贫”，努力做到脱贫成效精准。
（本报记者 黄 娴 肖伟光）
内蒙古自治区妇联主席胡达古拉代表
妇女是脱贫重要力量
贫困妇女既是精准扶贫的对象，也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力量，在脱贫的道路上，决不能让任何一名贫困妇女落下。
要做好思想工作，让农村牧区贫困妇女坚定脱贫志向，克服“等、靠、要”等思维，在思想上实现由“让我脱贫”到“我要脱贫”的转变；根据贫困妇女的意愿和所掌握的基本技能、具备的条件来进行针对性的培训，帮助她们实现就业；通过贴息贷款的方式支持女强人、女能人创业，让她们带动一批人脱贫；最后将慈善机构、企业和个人的力量整合起来，集中帮扶因家中妇女患“两癌”而致贫的贫困户。
（本报记者 侯云晨）
任务繁重怎么干
扶贫脱贫是硬任务，各级政府已经立下军令状，必须按时保质保量完成。
——摘自政府工作报告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主席陈际瓦委员
扶贫要考虑更长远
“十三五”规划中对于“精准扶贫”思路清晰、措施得力。结合精准扶贫工作的实际情况，我有两条建议：首先是完善异地搬迁扶贫相关政策，增加原住贫困户股权收益。建议给予原住贫困人口的股权收益。比如在开发水电、矿产资源或占用土地时，对原住居民以集体股权的方式给予补偿；在参与修复生态的地区和企业中增加原住民的股权收入。
第二个建议是深化教育扶贫，关注贫困孩子高中乃至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困难。防止贫困代际传递，关键看教育。对于贫困孩子，帮他们解决了书费学费，但他们仍有生活费等需要帮助。因此在教育扶贫中，多关注贫困孩子义务教育阶段后面的受教育困难问题。
（本报记者 张腾扬）
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委员
“互联网+”助力扶贫
农村优质教育资源和优秀师资严重缺乏，一些农村教学点“开不齐课、开不足课、开不好课”问题突出。
建议充分发挥“互联网+教学点”的作用，在中西部农村贫困地区实施“教育信息化精准扶贫工程”。构建城乡一体化的“数字学校”，建设以县为中心，以乡镇为节点，以村校等为末梢的城乡一体化数字学校。优化城乡教育资源配置，通过“同步课堂”“在线备课”等形式，解决乡村教师“派不出、留不住、教不好”的困境，实现城乡教育高位均衡发展目标。提升农村教师的信息素养，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在岗与脱岗相结合等方式，提升农村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本报记者 张 烁 张志锋）
湖北省潜江市委书记张桂华代表
精准施策才能解真贫
在一些地方，一提到扶贫工作，就是修路、挖渠、改电等基础设施项目，但光是把这些工作做好了，不叫精准。
精准扶贫的重中之重，就是要在精准识别贫困对象的基础上，针对每一户贫困户的实际情况，研究具体的帮扶措施。在潜江，精准扶贫有个“1+N”工作法，“1”是总方案，“N”是结合当地产业发展的特点来制定的分方案，我们制定了生产扶贫、金融信贷扶贫、土地流转扶贫、培训就业扶贫、设施建设扶贫、危房改造扶贫、文化旅游扶贫、保障教育扶贫、医疗救助扶贫、救助兜底扶贫等“扶贫十法”，将所有贫困人口都纳入到“1+N”虾稻共作扶贫工程中去。
（本报记者 程远州）
朔黄铁路发展公司董事长贾晋中代表
完善效果考核机制
扶贫过程中，仍存在干部“走过场”，效果“缩水”，甚至“数字脱贫”和“被脱贫”等现象，要规范扶贫攻坚中可能出现的乱象，需要建立一套科学化的考评机制。
科学化的扶贫考核指标体系应当包括精准识别、精准帮扶、资金使用等几大指标，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量的减少、贫困村民收入增长情况、驻村帮扶情况、扶贫资金安排和使用等情况进行考核。建议灵活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可以委托有关科研机构和社会组织，采取专项调查、抽样调查和实地核查等方式，对相关数据进行再评估。扶贫成效考核也应多元化，引入一些群众是否满意的“软指标”，以丰富和完善扶贫效果考察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本报记者 史自强）
农工党宁夏主委戴秀英委员
精准扶贫需精准识别
目前，自上而下逐级分解的贫困人口识别办法，有可能造成许多条件相同的贫困户、贫困村由于“指标”限制而无法建档立卡的情况。
建议同时构建自下而上的贫困群体识别参与制度，修正和确定贫困人口规模。采用村、户申报，群众评议，县、村复核公示的模式，将符合扶贫标准的贫困户全部如实地建档立卡，并按照贫困程度分级、分层、分年度下达扶贫任务和扶贫资金，做到“应扶尽扶、有进有出、动态管理”。推行“参与式”的横向识别。在农村社区内部实行公开测评和比选，由农户自我申请或集体推选，通过民主评议、对象摸底、公示，最终确定扶贫对象。
（本报记者 刘 峰）
民盟中央委员冉霞委员
健全扶贫信息系统
目前，农村低保和扶贫开发两项制度仍然存在衔接上的困难。农村低保对象的认定以家庭人均收入为核心依据。然而，扶贫对象的认定和低保对象认定是“两种标准”“两条线”，导致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低保对象多于贫困人口的倒挂现象。
建议着力推进“两线合一”，应尽快建立农村低保对象和贫困人口共同核查机制，共同开展入户核查、共同开展民主评议和张榜公示、共同开展乡镇审核，做到两项制度对象无缝衔接；进一步健全完善低保信息系统和精准扶贫建档立卡信息系统，确保低保对象和贫困人口家庭基本情况、保障情况等基础信息全面详实、更新及时，并做到数据互通、信息共享。
（本报记者 郑海鸥）
《 人民日报 》（ 2016年03月12日 11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