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社科院调查穗农村基层选举贿选现象，建议完善制度设计与监督机制
南方日报/CPF供图
近年来频频爆出的农村基层选举中的“贿选”问题，在广州是否存在？其严重和危害程度到底有多大？
近日出版的《广州农村蓝皮书》中，收录了广州市社科院完成的《广州市农村基层选举“贿选”问题研究》报告，该报告认为，广州市农村基层选举中，贿选现象已经较为普遍，而“界定难、取证难、处理难”等客观原因的存在，使贿选问题目前很难得到有效遏制，建议完善制度，鼓励和规范候选人进行公开竞选，同时，建立对贿选问题的外部监督机制。
■现象
如果说早期的贿选行为是原始的“一手交钱，一手划票”，现在的贿选内容则呈现方式多元化、隐蔽化的倾向，已经从“明贿”向“暗贿”转型。
贿选现象较普遍
富裕近郊贫困山区都存在
广州市社科院于去年3月至7月，就广州农村基层组织换届选举中出现的“贿选”问题，对广州市各区、县级市进行了调研。结合民政部门的统计资料发现，从1999年开始村民委员会直接选举以来，贿选问题有越来越普遍且手法越来越“先进”的趋势。
根据调查，社科院报告认为，广州市农村基层选举中，贿选现象比较普遍，贿选不仅存在于富裕的近郊，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山区和远郊也同样存在。以广州市某区为例，2005年、2008年这两个选举年，区选举办在换届选举期间共调查处理了147例涉及选举行为不当的案件，其中仅村民举报涉嫌贿选的案例就有50例。报告认为，贿选行为具有传播和传染性，如果没有有效的治理，将在农村选举中呈现更广的蔓延态势。
贿选形式多样化
从送油米上升到派发筹码
报告称，如果说早期的贿选行为是原始的“一手交钱，一手划票”，现在的贿选内容则呈现方式多元化、隐蔽化的倾向，已经从“明贿”向“暗贿”转型。
据社科院调研发现，虽然宴请仍是最常见的贿选形式，但发购物卡、送油米、提供免费娱乐或旅游等形式也已较为常见，并且，贿选的物品价值和金额数量节节攀升，有增大的趋势，购买选票的金额不再是100元、200元一张，在举报案例中已出现1000元、2000元一张的现象。更为“先进”的则会以资助村公益事业为名进行贿选，比如承诺建设村的公共设施，或以敬老扶幼的名义给予选民一些利益等。
实际上，即便是宴请，现在也多打着红白喜事和人情往来的旗号，更有甚者已发展到选前先承诺和协议、成功后再兑现实施的方式，例如，2008年的选举中，有村民举报某候选人派发筹码，承诺当选后村民可以凭筹码领钱。
贿选手段隐蔽化
竞选者不出面，由“竞选班子”贿选
在贿选手段方面，调查发现，现在的贿选行为已经很少由竞选者及其近亲实施，而是由其“竞选班子”实施，这些人多由竞选者的朋友、家族势力或者雇佣的闲散人员甚至黑恶势力组成。这些人一般和候选人之间存在共同的利益空间，是“自己人”，使竞选者不必亲自面对选民行贿，而是依据参与贿选者的社会关联来制订贿选拉票方案，明确行贿人员分工和受贿目标，并确保选举的各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跟踪监督，呈现出强组织性的特点。即便被发现，也有很强的隐蔽性。
也正是这种“高级”形式的出现，乡村政治中也出现了诸如“黑金政治”、黑恶势力介入选举、出卖村民公共利益换取选票、实施纵向贿赂等现象。更有“先知先觉”者，已经发展到提前半年甚至一年时间开始“拜票”。
社科院报告认为，这种“以利益输送的方式，影响或改变选民意志的”贿选行为，已严重影响村民自治的顺利推进，成为“寄生在民主政治体制上的一颗毒瘤”。不仅损害政府的形象与公信力，更可能造成基层选民“政治冷漠”，成为对政府不信任和干群关系紧张的来源。
■问题
社科院调查发现，在实际操作中，特别是随着贿选手法的不断“创新”，目前仍缺乏对贿选进行有效遏制的监管细则。
贿选治理遇三难：界定难、取证难、处理难
对于贿选问题，其实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广东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等法规中，都有相关的规定。但社科院调查发现，在实际操作中，特别是贿选手法的不断“创新”，仍缺乏对贿选进行有效遏制的监管细则。
社科院报告认为，农村“熟人社会”或者“半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特征，不仅降低了贿选成本，而且在各种社会关系掩盖下对贿选行为的认定也有很大的困难。在贿选治理过程中，村民举报、选举观察员制度、媒体监督都是揭发贿选行为的渠道。但在被举报的贿选案例中，最终查实为贿选并受到处罚的个案非常少，其原因，一方面不乏落选者借此打击报复当选者，另一方面是贿选治理面临的“三难”：界定难、取证难、处理难。
如前所述，贿选行为的隐蔽性和利益关联性，使其取证非常困难，同时，如何界定贿选，在实际操作中也有难度，相关法规规定缺乏清晰界定。其他的诸如贿选查处主体权责不明、基层选举未纳入选举诉讼范围、贿选处罚顶多是当选无效等原因，使法制层面的反贿选缺乏足够威慑力。加上实际选举程序和操作上可能存在的疏漏，使贿选难以监督和防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