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曾是一个让我感到尴尬的标签：出门在外，很多人会因为“北大学生”这个身份对我另眼相看，每逢有人来学校办活动也总会恭维几句台下的学生，对我来说这种场合总是气氛尴尬。
我的师兄王文浩在写新生寄语的时候引用过一句话：“在北大里只有两种人——‘牛人’和‘废人’。”师兄当时的解释是“所谓‘牛人’，就是那些背着‘北京大学’的牌匾，稳步前行，为这4个大字增光添彩之人；所谓‘废人’，就是那些被‘北京大学’的牌匾背着，四处晃荡，靠这4个大字忽悠大众之辈。”
我之所以常常因为“北大”这个标签感到尴尬，是因为我从来没有为这个牌匾增过什么光彩，按照我的一位同学的说法，我们很多人到现在最值得一提的事情大概就是考上了北大，但是这样的“成就”在这个园子里显然不值一提。
很多人对于“北大”的恭维是一种礼貌的客套，可我还是常常觉得因此沾光有一种欺世盗名的惭愧。我从那些真正的“牛人”那里获得的教益愈多，这种惭愧感就愈深一层，也愈发感到自己的渺小。
每次提起北大的“牛人”，我第一个想到的总是历史学系的阎步克老师，但阎老师多半不会喜欢这个称号。这个称号显得有些张扬，不符合阎老师一贯的低调与严谨。
几个月前我和一位同学去约阎步克老师的采访，我的同学所供职的杂志想请他谈一谈中国历史中的告密文化。对学生的问题，阎老师总是十分耐心，几乎每节课后都能看到他和学生的讨论，如果时间实在太晚，阎老师便在同学们的环绕中，边走边讲，一路离开。但是阎老师拒绝了我们的采访要求，对自己主要研究范围之外的内容，先生一向出言谨慎，更不愿在媒体上谈论。至于谈论自己的人生经历、治学历程，阎老师则表示曾经接受过类似的采访，“再来采访我也说不出什么新的东西”，所以还是拒绝。当时的我刚刚看完了几本专业书，便忍不住套着书里的理论褒贬时事，指点江山，恨不能把那些“不明觉厉”的理论一股脑儿地卖弄出来，听到先生绝不在自己专业领域之外妄言，当场就羞得说不出话来，回去赶紧把那些自作聪明的说辞都删掉了。
先生在专业领域之外绝不妄言，但对自己的研究始终怀着信念与关怀。阎老师为本科生开设有一门《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制度》，这门课常年爆满，上这门课时我们几个同学专门建了一个“中传官制占座小分队”的微信群，大家互相提醒着提早一两个小时去教室占座，晚了一些便只能坐过道了。开学的第一节课人尤其多，去得晚一些，连过道都没有地方可站了。阎老师每次在第一节课上都会先讲自己的“制度史观”，阎老师总会引用美国经济学家诺思的对“路径依赖”理论的阐述；“路径依赖性意味着历史是重要的，如果不回顾制度的渐进演化，我们就不可能理解当今的选择”。
阎老师致力于“制度史观”的研究是因为注意到了传统史观的局限，传统的“‘经济史观’和‘文化史观’以西欧一隅之历史发展进程，剪裁中国历史”，忽略了中国历史的延续性，而中国历史举世无双的延续性，正是其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最重要的一个特征。
阎老师常说：“每一种史观都是一束探照灯，照亮了历史客观的一隅，而却又注定不是全部。正是这无数的‘片面的深刻’，才可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看见历史。”作为一个身处新闻系的历史学“票友”，我最开始被“新闻是历史的底稿”这样的话打动，但是读到后来越发觉得新闻作品实在太过渺小，甚至大部分都是朝生暮死，很难留下什么历史，因而我在听到阎老师的这句话时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每一次零散的新闻报道也正如探照灯一般，照亮了现实的一隅，这无数的零碎报道便是历史的底稿。
研究思想史的罗志田老师在概括史学的历史功能时，提到过一个有意思的说法，他称之为“守先待后”——有一些事实因为过于复杂我们难以表达，或者因为环境的制约而“不便表达”，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放弃记录的责任。史官们始终相信后来者会有更好的能力、更好的环境来解读这些事实，“守先”(记录历史与当下的事实)是后人对前人、对当下的一种责任，“待后”则是前人对后人的一种信任。从这个角度来说，新闻人和史官的工作其实殊途同归。
想通了这些之后，我也很少再为“北大”这个标签感到尴尬了，尽管我依然觉得仅仅因为你是“北大学生”就另眼相看是一种不虞之誉，但这块牌匾的光彩本来就与我无关，我也不想太过介怀；于我而言，“北大”这个大标签太过虚幻，这所学校之于我就是一个一个像阎步克老师这样具体的人，他带给我的教益让我终身受用。凡有所学，皆成性格，也许以我的能力，永远无法“背着‘北京大学’的牌匾，稳步前行，为这4个大字增光添彩”，那就让我带着这一个个具体的人带给我的教益，一生躬行，也不枉了这一段难得的缘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