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被媒体称为“中国教育标准年”。翻阅2014年教育部的年度工作要点就会发现，“标准”是一个出现频率极高的词。据说，本年度内要制定和完善的教育标准就有20多项。
建立国家教育标准体系，是一项任重道远的长期工程，也是实现教育管理科学化、标准化的必然诉求。
这不仅让我想起当代著名的教育改革家、上海建平中学前任校长冯恩洪。多年前，在谈及建平中学的教育改革追求时，他曾对不同学校的发展定位做了这样的描述：“一流的学校出标准，二流的学校出人才，三流的学校出产品。”而在教育界流行一时的“合格+特长=建平人”的育人理念，也正是冯恩洪和建平中学对学校育人标准的个性化阐释。
由此也启示我们，在教育标准缺失的当下，面对更多粗放的、宏观的教育发展纲要和政策意见，基层教育工作者完全有能力发挥主观创造性，在学生观、育人标准上有自己的定位。简单地说，我们在教育学生时，对于培养什么样的学生，以及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培养学生，心里起码要有一根弦儿。
这也是十多年来，我在学区管理中非常注重的一项核心工作。追求教育公平是学区办学的基本价值追求，这就意味着在学区范围内，要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均等化，为所有学生提供均一的、标准化的服务。因此，在学区管理中，必须确立清晰的育人目标，并围绕这个育人目标来设计育人的方式和途径。
对这个问题，我也是在办学的过程中，逐渐有了明确的认识。最初在幸福村学区，当我提出“幸福教育工程”后，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我们该确立什么样的学生观以及用什么途径来落实学生观？
在我的构想中，幸福教育不仅仅是创设一个充满幸福感的教育环境，让学生每天在学校里无忧无虑、幸福地生活，这仅仅是对幸福教育的表层理解。更重要的是，还应基于小学教育的特点，为学生一生的幸福成长奠定基础。
时至今日，我一直坚持认为，小学教育重在打基础，是一种“成人”的教育。对于小学教育来说，“成人”比“成功”更重要。在这个阶段，学生身心发展还远没有定型，不能急于为他们的将来设置成长目标，如果一味强调成功，就可能使教师关注一些外在的功利性目标，偏离育人的本质。因此，基于幸福教育理念，应重点培养学生广泛的兴趣，让学生怀着强烈的兴趣爱好去学习，进而使他们掌握学习的能力和素养。
经过深入思考，我在幸福村学区提出了“幸福教育工程”的三个落脚点——兴趣、习惯、方法。
这是我们在实践中自我建构起来的三维育人目标。我们的教育只有关注了这样三个维度，才能使幸福教育真正从理念走向实践，让学生在感受童年生活幸福的同时，逐渐培养起传递幸福、创造幸福的能力。
换句话说，幸福教育既看重结果的幸福，更看重过程的幸福。我们不能因为阶段性的、功利性的目标，不择手段、拼命“管卡压”，牺牲学生当下的幸福感。对那些“今天痛苦一阵子，明天幸福一辈子”、“辛苦三年幸福一生”、“生前何须早睡，死后注定长眠”之类的励志标语，我非常不赞同。希图以过程的痛苦去换取结果的幸福，这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深表怀疑的悖论。
也因此，从关注学生当下的生活状态出发，我们将“幸福教育的三个落脚点”作为对学区各校的统一要求。当时在学校教育教学方面，学区主要是以宏观管理、间接管理为主，这三个落脚点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观念引领。学区各校可以有自己不同的办学理念、办学目标、特色项目和个性化的实践，但在实施途径上，都要关注学生的兴趣和需求，从习惯养成入手，进而让学生在学校生活中获取良好的方法。我们也鼓励学校进行深入实践，以学习习惯为重点，关注习惯的层次性，对各个学段应培养的习惯进一步细分。
为了促进学校将“三个落脚点”与办学实践有机融合，我们在学区范围内提出了“3+X”的教育发展模式。
所谓“3+X”，“3”是指音乐、体育、美术这三门学科，“X”则是指学校任选的一项特色发展项目。我们要求学区各校，要在关注学生音体美三项基本素养的基础上，进而发展各校的特色教育活动，既着眼于每一个学生的全面发展，又尊重学校的办学意愿和个性发展需求。
“3+X”的提出，正值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后，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的优异表现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奥运热”，中国通过承办奥运会也向世界展示了良好的国际形象和优秀的中华文化。以此为契机，我们提出，各校在特色项目的选择上要注重传承奥运精神，把北京奥运会留下的精神财富变成教育资源。从这样的价值导向出发，各个学校开展了一系列生动鲜活的特色教育活动，并因此受到北京市奥委会领导的充分肯定。
可以说，“3+X”是从当前教育的现实出发，实现学生全面发展的一种可行路径。众所周知，一旦进入中学，音体美教学常常成了“摆设”，甚至被取消、课时被占用。因此，在小学阶段这个没有应试压力的环境下，我们希望尽可能多地承担教育的责任，通过音体美教学，为学生奠定一个宽厚的发展基础，拥有更多兴趣爱好和能力素养。这样等他们进入中学、走向社会，面对升学压力或生活的困难，仍有精神的寄托，有化解压力的途径。
从“兴趣，习惯，方法”这三个落脚点到“3+X”教育模式，代表着我们在幸福教育理念下，对育人目标和育人路径的最初探寻。教育不能空有理想，还要脚踏实地，以积极的、建设的态度，用切合实际的方式去一点一点地接近理想。
在这里，“幸福教育”是我们宏观的教育理想和价值观，“兴趣，习惯，方法”相当于中观的方法论，而“3+X”教育模式则代表着微观的操作方式。它们从整体上构成了我对“幸福教育”的初步理解。
来到安贞里学区，虽然教育环境发生了变化，教育的基点不同，但我的很多教育实践与此前在幸福村学区的做法有着内在的一脉相承，我的教育理念中最核心的东西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由于学区管理职能的挑战及自身角色的变化，使我有更多机会参与到学校教育教学的实践中去，也有了充分的与学生直接接触的机会，这使得我的教育思考更为深入，我在育人途径上的选择更为自如。
具体来说，过去的我是把学生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的，只是从外围的、浅表的层面去关注学生发展。而在安贞里学区，我的教育行为更多地关注到学生中的每一个，学生在我眼里是一个个鲜活的、具体的、有个性的存在。我开始意识到，必须为他们每一个人的成长负责，为他们提供适合的、可选择的教育，真正回归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的育人本原，也终于比较完整地形成了我的学生观。
一句话，我眼里开始有了学生，有了“人”。
与此同时，以中心校为改革试验田，不断地推动学区教育教学的深层次变革。围绕育人目标，在育人策略的构建上，我也远远超越了“3+X”的初期探索。从艺术教育、科技教育、体育、性健康教育、校本课程建设、课堂教学改革、学校文化、校外教育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系统性地、创造性地实施幸福教育的实践架构。
在这个过程中，对“人”的全新认识和理解，也影响着我的教师观，既关注教师的专业发展，也把教师当作完整的人来看待，既关注他们的职业生活，也关怀他们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
我们通过学区工会，定期组织教工趣味运动会；组织教师的艺术技能大赛，通过“安贞好声音”来一展歌喉；把喜欢摄影的教师组织起来，成立“安贞视界”社团，请专业摄影师为老师们做培训，并组织他们外出采风，并通过设计教育主题，开展摄影作品比赛。另外，在我的学校，我也会安排教师去观看话剧，去听音乐会。而我们的教育培训，也一定会直接影响到教师们的子女教育和家庭生活。如，近年来，学区的性健康教育虽然没有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和理解，也与教师的评职晋级无关，但我们仍坚持开展下去。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真切地感觉到，这项改革不仅关系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而且弥补了教师相关知识的缺失，影响着他们的婚恋家庭和子女教育。也因此，我曾开玩笑说，性健康教育培训，由学校出钱买单，这是送给每个家庭的“幸福蛋糕”。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今天我们在学校和学区所进行的这些创造性的工作，也是在尝试建立我们自己的育人标准。我们的教育实践越是深入，就越发觉得学生是一个丰富宏大的世界，使我们的学生观不断地被更新，同时也惊讶地发现，学校教育中还有那么多空白点等着我们去填补和完善，更多未知的实践领域在等待和吸引着我们。
这也使我意识到，即便随着国家教育制度、教育标准的进一步完善，作为基层教育者，我们仍需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育人标准和育人模式的校本化、本土化。
无论什么时候，学区或学校的工作，都不是简单的上传下达，都应该有主动创造和建构的空间。也只有在创造性的工作中，我们才能够感觉到育人的乐趣与幸福感。否则，如果教育只是一种简单重复，陷入一种僵化的模式中，人的创造性和自主性都被扼杀，我们也会感觉索然无味，把工作当成负累。
有这样一个细节，或许能够说明我对幸福教育下的育人模式的理解。
2012年“六一”前夕，安慧里中心小学在北京会议中心举办了一场文艺汇演。与2010年5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的乐团演出不同的是，这一次我们是把学校的校本课程和“第二课堂”搬上了舞台。如果说前者呈现的是“艺术”，后者要表达的是“教育”。对这次演出的主题，我把它确定为“让花儿绽放”，而老师们觉得，不如叫“花儿绽放”更简洁，也更像一场晚会的名称。
虽然是一字之差，但在我看来，其深刻的意义就在于此。为此，我特意叮嘱，在设计舞台布景时，要凸显“让”字，把字体单独放大。没想到，后来设计公司在设计小样时，仍自作主张把“让”字去掉了，大概也认为这个字可有可无，最后经我一再强调才又把“让”字加上。
从老师们和设计人员的态度中，我看到了一种观念上的隔膜。“花儿绽放”只是一种自然的状态，“让花儿绽放”才是一种教育的表达。一个“让”字，让我们更多地去思考教育的本原，教育的意义和责任。
而幸福教育就是“让花儿绽放”的过程，让我们心怀希望，积极努力，不断提升育人智慧，期待着如花绽放的教育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