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定师范工作9年以后，我又一次面临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
那时候，父母渐渐年事已高，他们希望我能回到北京，可以离他们更近一些，生活上方便照应。尽管在保定师范，我工作得一直很顺利。但我想，一味地强调个人的幸福感受，置家庭的责任于不顾，某种程度上也是自私的表现，我必须在尽职与尽孝之间做出适当的取舍，尽量做到两者兼顾。
我决定回北京工作，跟学校领导谈了自己的想法，他们虽然对我的离开感到惋惜，但也非常支持和理解。
1994年，我参加并通过了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才交流大会。当时，有多家单位看过了我的简历，有的还听了我的试讲，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表达了希望留我任教的意愿。但因为中间诸多因缘，我最终选择了地处朝阳区的雅宝路中学。
雅宝路中学，原来有初中部和高中部，后来发展成为一所职普兼容的中职学校，再后来改名为朝阳区艺术职业学校，其中还设有幼师专业。因为此前在保定师范的工作经历，我觉得到这里任教可能更适合我。
但一来到这里我才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太不现实了。同样是中职中专，但这里的学校氛围，与保定师范迥然不同。
首先，这里的学生让我很难适应。学生行为习惯极差，很多学生抽烟、喝酒，打架斗殴都是常事，一开口全是脏话。面对这样的学生，课堂教学效果可想而知。无论多么精心设计的教案，大多数学生根本没有心思听讲，课堂上乱成一团。任凭你喊破喉咙也无济于事。过去上课时，我时常能从学生的眼神里，得到心灵的呼应。我讲得精彩，他们眼神热烈，情绪高涨。可现在，无论你讲什么，学生都是一副漠然的神情。这让我一边讲，一边从心里生出许多悲哀。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形，有其客观社会背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国家大力发展高中教育，家长和学生的教育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往的“中专中师”热已经退却，更多人把上大学当作主要目标，高考逐年升温。相应地，全国的中等职业院校遭到冷遇，招生困难，生源质量也急剧下降。尤其在北京，读中职的孩子都是学习和行为习惯较差的初中毕业生，也因此给中职院校的教学和管理带来了极大挑战。
面对这样的生源状况，中职院校也无奈地调整了教学目标，并重新编选了教材篇目。从学校生存需要出发，怎样让这些学生顺利拿到毕业文凭，安然无事地送出学校大门，就成为一个最现实的选择。
那时候，学生只有通过北京市的中职学生学业水平检测，才可以拿到毕业文凭。为此，老师们在教学中考虑最多的，就是在课堂上通过反复强化，大量练习，想方设法让学生通过全市水平检测，就算教学达标，万事大吉。
教育的目标，如果退化到仅为了一次考试、一纸文凭，还有何教育可为？有何理想可言？
在这样的教育状况下，教师们的教学也毫无激情，学生上课只是为了混日子。教师教得痛苦，学生学习其实也是一种煎熬。
那是我教育生涯中最为苍白的一段日子，几乎每一天都是一种痛苦的挣扎。每次当我批改学生作业时，看着他们像爬虫一样拙劣的字体，读着那些错字连篇、文句不通的习作，忍不住强烈想念我在师范的那些学生。那时，我的身边有一大批热爱文学的青年，有的已经开始创作诗歌、小说，个个文采斐然。
两相比较，我真切地感受到过去是何等幸福，那是一种孟子所言的“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幸福！现在又是多么不幸福，更多地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终于有一次，我把满腔愤懑诉诸笔端，从中职语文教材改革的角度，谈了我对当时中职教育现状的不满；从为考而教的弊端谈到对教材编写的建议。自己最初对中职教育充满了理想，但眼前看到的，很多老师都是纯粹在为考试而教，教育渐渐失去了理想。这样的教育已经异化了，不是在育人，而是毁人！
我把这篇文章投到《北京教育》编辑部，一位叫朱桂英的编辑看完文章后，先是谨慎地给朝阳区教委打电话了解我的情况，当得到职成科长一通褒奖的肯定答复后，我的文章《由水平测试和新编教材引发的思考》就在《北京教育》上发表了。
文章一发表，在北京职业教育界引起了不小的波动。一位市教委职教处的领导读后，起初并不认同我的看法，甚至还在一次全市的教师培训会上点了编辑的名，并提出要当面“请教”一下作者。但后来，在有机会听我当面陈述后，他才接受了我的观点，赞许地说了句“后生可畏”。
可是，我可以写文章抨击现状，有很多客观状况却是我无力改变的。在这样的环境下，我曾经向往的教育幸福和教育理想，再也找不到了。
在雅宝路中学任教期间，我虽然也有机会到其他学校任教，其中包括北京市第一师范和朝阳区的陈经伦中学，都是校长连续两年亲自电话相邀。但因为进校时跟校长签过协议，至少要为学校服务满6年。所以虽然我内心感觉痛苦，仍坚持在那里工作了六年。当然，这6年也并不是毫无收获。最重要的一点收获就是，让我看到了教育的另一面，切身体会到了不幸福的教育是什么样子，也在反思和对比中，让我更为迫切地去追求幸福的教育。尤其是，今天从事小学教育的我，更为清醒地知道自己的责任，要从小为学生种下一颗幸福的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