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父母 “平反”，落实政策回到北京，在民政部工作。几年之后，我也离开了生活20多年的内蒙古大草原，来到离北京稍近一些的河北省工作。
一开始，我被安排在保定地区的定兴县教研室，做中学语文教研员。那时候，教研员还没有太多教研任务，工作相对轻松，更多时间是在读书学习中度过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段宁静而安适的时光潜心学习，而最终让我完成了成人高师本科学业的最后冲刺。教研室是在县城北边一个安静而独立的院落。单位里有一个窄小而简陋的厨房，有一位老大爷每天为我们提供三餐。相对封闭的环境，单调而简约的生活，让我每天把更多的时间留在图书阅览室或办公室兼宿舍里。室内没有空调，室外蜘鸟鸣蝉。夏天的晚上，每当学习累了的时候，我会跟大家凑在一起坐在绿荫下谈古说今，偶尔也会和职工家属们挤在一间小屋去看单位里唯一的一台14吋的电视。
那段生活安逸而闲适，但在我的内心里，仍渴望着回到课堂，回到我曾为之痴迷让我神往的三尺讲台，享受和学生在一起的快乐。其间我曾想去定兴县一中教书，也曾动过念头去县城下面的固城或北河的乡中去教书，但由于诸多原因，均未成行。
一年后，在表哥的帮助下我调到了保定地区招生办公室工作。这是一个令很多人羡慕的好差事。招生办掌管着全地区十几个县学生升学的“生杀予夺”大权，在地方上“能量”很大，福利待遇也很优厚，甚至还是单身的我也分到一套40多平米的单元住房。尽管如此，我过得并不快乐，这样自视权柄在手，经常颐指气使地对基层对普通百姓吆五喝六的单位似乎跟我的性情气质不太吻合，我一时感觉有些迷茫，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让我心存向往的是当时的保定师范学校。每次从校园门前经过，校园里琅琅的读书声都会引发我无限的遐想。
保定师范是一所有着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的老校， 1928年改名为河北省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创始人是清末著名教育家严修。上世纪30年代，这里曾爆发了青年学生武装护校、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二师学潮”，毛泽东称赞其“是所好学校”。著名的“七六”烈士陵园就坐落在学校广场南面的花园内。解放后，毕业于该校的作家梁斌将这段红色历史写进他的名著《红旗谱》，曾影响了红旗下长大的一代年轻人。
我小时候也读过《红旗谱》，因此对这所学校十分景仰。更重要的是，我始终没有放弃对重返讲台的强烈渴望。而之前的一段“教研员”经历，也让我萌生了去当一名“未来教师的教师”的想法。
暑假的一天，我找到保定师范的校长，希望可以到这里来教书。校长原本就认识我，但听了我的这个想法，惊讶地端详着我：“你跟招办主任说过这事吗？”
“还没有，您能不能先给我一个试讲的机会？”我如实回答。
“……好吧，你准备一节课，过几天来试讲。”校长答应了。我掩饰不住内心的欣喜，就像阴郁的天空突然看到一缕希望的阳光。
几天后，在保定师范的一间教室里，我的试讲如期进行。对面没有学生，偌大的教室里，只有学校正副校长、书记和主任等几位学校领导，但这丝毫不影响我的情绪，那天讲的是我很喜欢的一篇课文，朱自清先生的名篇《荷塘月色》。
原定两个课时的试讲，才讲完一节课，我就发觉，几位校领导相互交换了一下眼神，露出嘉许的神情。校长笑眯眯地说：“好了，讲一节课就可以了。”
我讲得正畅快，便兴致勃勃地说：“校长，还是让我把这篇课文讲完吧。”
很快，保定师范同意接收我了，没想到在招生办这边却遇到了麻烦。招办主任不同意放我走。究其原因，未必是他多重视我，而是实在是面子上有些过不去。因为一是这些年只有挤破头想来招办的，从未见过主动要从这里调离的，而且前去的又是一所只有大多数农村孩子才会选择就读的中等师范学校。二是可能怪我“先斩后奏”，没有提前跟他打招呼。
真是好事多磨。转眼，新学期开学了，调动的事还没音信，眼看就要“黄”了。不过，保师校长态度坚定，他宁可让别的老师临时代课，也一直为我留着位置。两周后，校长通过教委，由教委领导出面协调，我才如愿以偿地再次走进学校的大门。
见我这样大费周折地要调进学校，周围很多人都不理解。理由明摆着呢，师范各方面待遇都跟招办没法儿比。这人莫非脑子有问题？
的确，这件事很难用常理去猜度，也很难跟人说明白。但对我来说，一想到可以重上讲台，做自己最喜欢的事，真是高兴得连做梦都能笑出声来。为此，即便是退掉了招办分给我的单元住房，拿着师范每月38块5毛的微薄工资，还要自费到租金相对便宜的城郊租住一间只有12平米的农民房，我也毫不在意。
就这样，我来到了保定师范，教两个班的《文选与写作》课。不久，我又向学校领导申请做当时还没有任何补助津贴的班主任。后来学校倡导开设选修课，我便开设了两门选修课——《古典文学史》和《语言思维训练》。
很快，我就在师范的课堂上，再次找到了如鱼得水的感觉。学生们喜欢我的课，课堂上求知欲旺盛，师生一起快乐地徜徉在文学的海洋里。课下，我们亦师亦友，节假日也常和学生聚餐、联欢。
这样幸福的日子刚开头，我又面临着人生的一次重要抉择。
1986年，组织上考虑到我父母长期蒙冤，决定给子女一个进京指标，可以调我到父母所在的民政部工作，具体单位都联系好了，到民政部下面的一个杂志社做编辑。
去，还是不去？机会来之不易，进北京工作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何况还有父母亲的殷殷期待！经历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但最终，我选择了放弃。
并不是我的思想有多高尚。人都向往更好的环境、更好的生活。但何为更好？每个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那时的我觉得，能从事心爱的课堂教学就是幸福的，我不忍心舍弃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幸福，也不能肯定，自己换一份工作，换一个环境，是否还能找到这种幸福的感觉。
让我感激的是，父母见我态度坚决，尽管也有太多的不解，但最终还是尊重了我的意愿。
于是，我坦然留在了师范，继续教我的书。在师范前后9年，学校也对我的工作非常肯定，我先后获得了市“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市“教育系统突出贡献奖”、省“青年教师教案设计一等奖第一名”、省“写作教学优秀教师”等许多荣誉。后来，学校为了照顾我的工作和生活，还破例在学校院内腾出一间做仓库的平房，我在学校也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特别是，最后一年，就在我离开前夕，保定师范将由中专升格为大专，派骨干教师到首师大研究生课程班进修学习，在全校几百位教师中，我是首批被选派进修的两位教师之一。之前，教育部和省教育厅派专家组来学校进行调研评估，学校安排我做语文公开课，并选定我的班代表全年级八个班做“五项全能”基本功展示。学校把这个重要任务交给我，既是一种莫大的信任，也是对我业务水平的充分认可。
这里的学生让我非常喜欢。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很多北方省区，考师范比考高中、甚至是考大学还热门。尤其是对农村学生来说，考上师范就可以实现“农转非”，毕业可以分配工作，不用像祖辈一样从事艰辛的农业劳动。而且在校学习期间，每月还有15.5元钱的助学金。这对当时农民家庭出身的学生来说确实是一件非常有吸引力的事，也因此，考试竞争十分激烈，只有成绩拔尖的学生才能考取，当时的师范汇聚了一大批优秀的农村学子。进入师范以后，尽管没有了升学压力，但这些学生非常珍惜师范优越的学习条件，在学习上比学赶超，如饥似渴地读书。学校有早晚自习，每天晚上直到9点40熄灯，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教室。
面对这样的学生，教师们教起书来也劲头十足。那时候的教案，我至今还珍藏着。每一年开学前，我都会对教案进行重新整理。任意翻开一本教案，都可以看到我在空白处用红笔做的修改和批注。假期里，我总要大量地查阅资料，对教学内容进行补充完善，教学方法力求更新更好。
还记得，在师范的最后一年，我接手了一个特殊的班级，由于人事变动等原因，这个班三年中频繁更换过七位语文教师，其中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师范出身的老先生，也有与我同期先后进来的大学毕业生。在学校组织的评教活动中，学生对我的评价分数是最高的。这个结果出乎我的意料，也让我深受鼓舞。
当时的保定师范，有一种自由、开明、生机勃勃的校园文化氛围。学校里有一批德高望重、安贫乐道的老先生，他们治学严谨，潜心育人，和学生的关系非常融洽，影响着这里的教风和学风。同时，因为没有升学压力，学校非常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开设了几十个文体社团和许多深受学生喜欢的校本选修课程。学生们思想活跃，身心健康，对新生事物充满好奇，积极参加各项课外活动，校园里时刻充满了歌声、笑声。从某种程度来说，这里洋溢着大学一样的气息。这样的氛围也深深地影响了我，陶养着我的精神气质。时至今日，我仍时常怀念起校园里那几株高大婆娑的白杨树，它们坚实挺拔，笔直向上，就像我那一批批年轻可爱的学生；也无比怀念那枝繁叶茂的绿荫下师生共同编织的丰富、美好的校园生活。
师范9年，是我人生和职业生涯中重要的一环，我在享受教育幸福的同时，也形成了对幸福教育的基本理解。那9年的生活，使我看到在自由的、没有功利的教育环境下，师生们呈现出的对真、善、美的向往，这也影响着我今天的办学行为和教育价值观。
每个人的一生，都会面临很多道选择题。这些选择，或许很难用对错得失去判断，但我想，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追求精神的自由与幸福，遵从内心的需求。
也因此，我常这样自勉，也勉励身边的人：“我们可以选择放弃，但不可以放弃选择。”
我不知道，现在的我如果面临当年的情境，还会不会作出一样的选择，也可能不会再有那样的果敢坚持和青春热血。但我并不后悔，因为我品尝到了自己所渴望的幸福。求仁得仁，又何怨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