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会有很多际遇，在偶然与必然之间，决定着我们的生命走向。
我生于北京，两岁时，做部长秘书的父亲因部长被划归“彭德怀反革命集团”成员，而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开除党籍、行政降级处分，并被下放内蒙,到一个“交通闭塞环境艰苦”的地方接受锻炼。1960年的冬天，母亲带着只有两岁的我和六岁的姐姐，跟着父亲来到了锡林郭勒大草原。父母亲先是被安排在锡盟公署工作。在“文革”历次的政治运动中，父母都深受冲击。“文革”后期，先后经历了监狱、牛棚、农村改造的父亲被“落实政策”，安排到锡林郭勒盟煤矿的生产科工作。尽管此前一次次被运动冲击，颠沛流离，遭受不公正待遇，但他毫无怨言，工作尽职尽责，很快成了深受倚重的业务骨干，在煤矿上人缘很好。工人们、基层干部们有事都爱找他。他对谁都很热情，干什么事都是全身心的投入，尽职尽责。
1978年，我作为矿工子弟，在经历了两年的牧区插队生活后，被招到煤矿做了一名矿山工人。进到煤矿后经历了一次文化考试，在招聘的八十多人中因成绩突出而受到矿里的关注。矿上政工科的同志找我谈话，想让我到煤矿子弟学校去做教师，但是，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少年时代的我，对未来有过许多梦想，唯独没有做过当教师的梦。一个重要缘由，是与自己学生时代的记忆有关。因为父亲的关系，属于“黑五类”的我在少年时尝尽了冷眼和歧视，而其中的一些伤痛竟来自曾让我深深爱戴和崇拜的老师。学校生活留给我的是一段并不愉快的灰白记忆。也因此，当时的我对教师职业并无好感。更何况，那时候教师的社会地位也不高，社会上广为流传的一句话就是：“家有二斗粮，不做孩子王。”
见我不愿做教师，矿上也没有勉强。于是我被分配到煤矿的汽修厂学车工。我挺高兴，当时觉得车工是一门很有用的技术活，比做教师强多了。可是，在汽修厂当了一段时间学徒，政工科的人又再次找上门来，还是动员我去子弟学校当教师。
矿里之所以这样执着，是有客观原因的。上世纪70年代，锡盟经勘探发现了极其丰富的煤炭资源。随即，在很短时间内，大批的技术人员和煤炭工人聚集到这里，建立了一个露天开采的大型煤炭企业，并且以煤矿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人口聚居区，医院、商店、学校等基本生活设施也迅速建立起来。但是，因为建校伊始，学校里教师严重缺员，急需补充师资。
当时，正赶上一位女教师休产假，无奈之下，政工科干部又来跟我商量，问我能否先去代一段时间课，而且向我保证，如果感觉不喜欢，等女教师回来就放我再回汽修厂。我一想，反正是短期代课，还有退路可走，就当去体验生活了，于是不再推辞，很快去学校报到了。
这是一所从小学到初中“一条龙”的学校，每个年级只有一个单行班。本来，学校的安排是让我教四年级数学。当时，我的一位中学同学也在这里当老师，教语文。她私下里找我商量：“当初在学校时你就喜欢语文，我喜欢数学，咱俩换学科教吧。”她的建议让我欢喜，就痛快地答应了。于是，我们一同找到了校领导。由此，我改教语文。
那时的我怎么也没想到，我的人生从此与教育结缘，虽然后来几经小变故，但最终还是延续了这一轨迹，而且越来越痴迷地爱上了这个职业。
的确，一走上讲台我就惊奇地发现，这个三尺见方的台子似乎是有魔力的，只要踏上去，看着学生纯真的、充满期待的眼神，就感觉特别有自信，仿佛浑身的细胞都被激活了，迅速沉浸到美妙的教学世界里。
没教多久我就意识到，我已深深喜爱上了这个职业。几个月后，那位休产假的女教师回来了，没有人提让我回汽修厂的事，我也乐得继续教下去。
教了一个学期，新的一个学年开始了，学校就把我调去教初二。一年后随学生升入初三，我就成了毕业班的“把关”教师。那一届学生毕业时，学校实现了“零”的突破，第一次有学生升入市里的重点高中。矿上轰动了，全校上下也扬眉吐气。那一年，我被评为矿上的“先进工作者”和“新长征突击手”。不久后，学校成立了校务委员会，年轻的我又成为其中的五位成员之一，参与学校教育教学的管理和决策。
那时候的我，每天心里都充满了难以言喻的幸福，那也是我平生第一次真正被人认可和赏识。少年时代，尽管我的学习成绩也不错，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因为政治出身的原因，我几乎没有得到过老师的表扬，也从未在人前有过如此的自信。我曾那么想和小伙伴们一道去参加学校组织的慰问部队的演出，但只在学校排练了一次就被莫名其妙地除名；我曾那么羡慕同学们左臂上印有毛主席题写的“红卫兵”的红色袖章，但它始终与我无缘。有一回，一个社区的地面上出现了几条谩骂毛主席的反动标语，我和学校另外几个同学被叫到来学校调查的“公安”面前去验笔迹。当时正值大课间，同学们都聚集在操场上准备做广播操。当听到学校的大喇叭叫到我的名字，在众目睽睽中走出队列，被一位神情严肃的老师和一位“公安”带去学校办公室时，内心充满了恐惧和委屈。
现在，矿上的表彰、学校的重视让我陡然间发现，在教学这一方天地里，我可以自由地掌控自己的命运，可以自由地挥洒才情，可以愉快地与同事和学生们交往。初为人师的我感受到了生命的价值所在，长期被压抑的心灵因此舒展，得到了巨大的精神满足。从那时起，这种精神满足一直支撑着我，让我在教育的道路上越走越坚定。
我的幸福感还来自于学生的依恋和信任。还记得，那些小学的孩子听说我要被调到初中，不能教他们时，都流下了伤心的泪水，那一刻，我既感动又震撼，也第一次发现自己在别人心里如此重要。后来，一些其他年级的孩子都知道了我的名字。那一年开学，学校的教师工作安排公布出来，我新接手的班里的孩子知道了我将是他们的班主任，他们个个欢欣鼓舞。记得那天，当我从他们的班级门前经过时，那些纯真可爱的孩子一下子涌到教室门口与我打招呼；一些同学回到家后，也早早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父母。在后来与孩子们的家长的接触中，一次次听他们讲述这些细节。这些细节一直感动着我，也让我一次次发现教师这个角色在学生和家长心目中是如此重要！
因为这一切，年轻的我，在工作中也激情满怀。每天晚上，我都在灯下认真备课，当时只有高中学历的我刻苦自学，重新梳理回顾自己学过的知识，钻研教学教法。学校所在的矿区在离城区十多里的郊外，平日住校的我，周日总是早早回到学校，读书备课之余，总会进到教室，把自己认为对学生有帮助的名言佳句、励志格言写满一黑板，并力求把每一个字都书写得工整漂亮，我一边抄写着，一边想象着第二天学生进教室时脸上的惊喜。不久我发现一个奇怪现象，很多同学周一都来得比平时早，他们静静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抄写我为他们准备的内容……后来这竟成为我们班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晨练也是这样。开始是我自己坚持晨跑，后来一些来得早的同学和我一起跑步，而且人数不断增加。最后我就把全班同学组织起来一同晨跑。春天的原野带着一种诱人的泥土的芳香，我们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酣畅淋漓的厚爱。
至今每每回忆起那一段青葱岁月，我都心怀感恩，感谢那里的校长、同事和学生。如果没有他们的肯定，我可能很难从教育工作中找到自身的价值，对教育的情感也可能不会如此炽烈和持久。以至于后来矿党委要调我去接任煤矿团委书记一职，几次谈话，但与当初调我来学校不同的是，我坚持把自己留在了曾让我无比眷恋的三尺讲台。
正是从自身的这段成长经历中，我深刻地体会到，对于新教师来说，最初的职业体验极为重要。能否从教育工作中体验到幸福，获得成就感，影响着他们的职业理想、职业态度乃至职业道德的形成。也因此，给年轻教师更多的支持，多赏识、多激励，帮助他们获取成功体验，尽快地建立起职业信念，是我在教育管理中非常注重的一个基本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