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十二五”规划收官之年，在从2016年开始的“十三五”期间，中国将面临一场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战。而结构性改革，是经济转型升级的“硬骨头”。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2月1日在北京举行的“2020：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与挑战——建言‘十三五’”座谈会上表示，2020年将是中国经济转型最后“窗口期”，面对国际国内发展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转型与改革的时间空间约束全面增强。“十三五”期间，创新驱动将成为最重要的一个导向性战略，要全面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必须加快推动工业的转型升级。
“其中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全面激发市场、社会、政府的活力，进一步形成推动转型创新的合力和动力。”迟福林表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隆国强认为，讨论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要有全球视野：即便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面向全球也有很大腾挪空间。
他表示，从全球范围看，推动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升级“空间非常大”，关键是一要方向明确，二是微观主体、特别是国有企业要加快改造，三是在全球整合研发资源。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指出，“十三五”期间有几方面改革重点：一是金融体制改革，要使金融真正支持实体经济，资本流动更快、更有效果；二要发展教育，让高等教育的改革更好地与产业结合；三是国有企业的结构性改革，“十三五”也是国企改革攻坚期；四是政府的功能结构性改革，“这项改革如果取得重大成果，对‘十四五’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未来有两种可能：如果结构性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可能继续疲软走低，“中高速”或保不住；如果较好地实现了结构调整，中国经济增长率还有可能上升，而且这种增长不是依靠刺激投资、宽松货币政策等传统方式实现的。
王小鲁建言，中国各级政府应该从过度参与、推动投资中退出，着手清理各种产业政策、刺激政策，回到普惠、鼓励竞争的政策上来，把重点放在维护市场秩序、鼓励平等竞争。“没有这个调整，未来面临的结构问题还会更加严重。”
在中国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看来，转型升级的关键是如何突破“三个路径依赖”：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合作关系要突破，发挥市场很强的自组织功能；二是城镇化与工业化关系，过去长期是工业化带动城镇化，现在应该以城镇化带动工业化、带动产业转型升级、带动产业结构调整；三是以经济转型推动社会转型，转为以社会转型推动经济转型。“城镇化成本极其巨大，在看到红利的同时，不能忽视巨额成本的分担。”刘尚希提醒：“如果三个路径依赖不突破，(经济增长)很可能陷入徘徊状态，未来是不确定的。”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则强调，“三力共振”将对未来中国经济转型产生巨大深刻影响，即转型压力、增长动能乏力以及改革阻力。
“在未来转型中，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我认为，政府转型是首当其冲的。”汪玉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