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国际新闻系硕士生一年级的小周，哈尔滨人。因为寒假实习的缘故，回家的日期被推到了春节前夕，她想买的火车票目前均已售完。如果买不到合适的火车票，就只能高价买机票回家了。 刘晓敏/摄
烟台的冬天风大，任你穿得再厚，风一扫，一下子就打透了。可是农民工岳光友心里却是暖暖的。他不仅不用再起早冒着寒风到火车站排队，还顺顺利利拿到了票，而这一切多亏了24岁的志愿者甘宜强。
火车票的预售期延长到了60天，抢票大战早已进入白热化阶段。城市里的“白骨精”们可谓是摩拳擦掌，农民工们却因不熟悉网络，或是不具备上网条件，很难享受到网络带来的便利。由于网上订票比车站售票早，票一放出来，就被人们从网上抢购一空，不会网上抢票的农民工只有叹息的份了。
甘宜强是国家电网烟台供电公司的员工，他牵头发起的“阿甘志愿者”，是一个免费给进城务工人员网上代购火车票的志愿者群体。该群体从2012年发起以来，已经成功地帮农民工订了60多张火车票。
在外打工的父母常常因买不到票而骑车回家，帮父母订票进而帮更多的农民工订票
甘宜强更喜欢工友们叫他“阿甘”，听着“亲切”。
阿甘出生在沂蒙山区一个农村家庭，父亲一直在外务工，冬天时便到南方去卖糖葫芦。而母亲也在阿甘断奶后，跟着父亲一起外出。
“现在他们将近50岁了，走遍了大半个南方”。阿甘很少有机会和父母一起过年。为了多挣点钱，阿甘的父母每年都会到年根底下才返乡。“那时的火车票特别的不好买。记得有一年他们从安徽回老家，排了两天队都没买到票，又舍不得找黄牛，就决定骑摩托回家。从安徽骑回来要三天时间，三九天往回赶，任凭你穿得再厚、捂得再严，寒风都能打透。而回乡心切的父母总把摩托开到七八十迈，为赶上除夕一起吃饺子，而我只能包饺子等待摩托车的熄火声。”
直到有了12306网站，阿甘每年都会提前帮父母抢好票，让他们能安心回家。
一天，阿甘偶然看到了一则新闻——南方某个地方，有一群人帮农民工买票，但是每张票收取10元手续费被判刑。“帮农民工买票？我怎么没想到，我可以不收钱啊！”
他深知像父母一样的农民工不懂网络，只能排队，还很可能空手而归的痛苦。受到触动的阿甘，决定发起志愿者活动，帮助农民工买票返乡。
一次购票成功后，农民工之间就口口相传了
农民工有购票的需求，志愿者有满腔的热情，然而双方却不容易“一拍即合”。
阿甘刚开始做志愿者的时候，有空就骑着自行车四处溜达，专门往农民工扎堆的地方靠。他还会跑到劳务市场发些自制的传单，在车流量多的地方挂出特意制作的“免费帮农民工购票”横幅。
不过效果并不大，农民工警惕性都很强，“很多人觉得我是骗人的”。
阿甘想了不少办法，后来他仔细地观察发现，农民工一起聊天的时候都喜欢嘴里叼根烟。“对，就从烟入手”。因为不抽烟，他也不懂买什么样的好，买好烟，怕农民工会有距离感，他就在询问了小商贩后，选了那种五六块钱的普通烟。
等再一次来到劳动市场的时候，阿甘一边递烟，一边找民工大哥搭讪。“大哥，您是哪里人？”“过年回家吗？”“现在票不好买吧！”“可以网络购票了您知道吗？”阿甘一点点地套近乎。随后便直至切入主题——“我们这边有志愿者团体，可以帮忙买票，不收手续费”。一说到这里，有些敏感的老哥就开始骂人了。
“不好听的话听得多了，就没有什么挫败感了，社会上什么人都有，你得再耐心点沟通才能消除距离感”阿甘说，“我也是农村出来的，挺能理解他们的”。
当然，阿甘的“套近乎”也是有效果的，一次购票成功后，农民工之间就开始口口相传了。阿甘觉得，“他们之间交流一次比你说一百遍更可信，一传十，十传百，传出去就好了”。
姜大姐今年又没买到票，去年别人教她的买票方法也早已忘光。好不容易又跟“明白人”学了一遍，可刚刚开票她还没来及反应，页面显示就直接变成了“无票”。姜大姐气得鼠标一摔，“不买了”。
工友小张直乐，“别弄了，找那个阿甘吧，老刘的车票去年就他买的，没骗人。”
经介绍，姜大姐找到了阿甘，“他们人都挺好，不但不要手续费还帮我垫的钱。到车站取票时还教我咋取，票到手后再让我给钱，匆匆忙忙的，好像利用的都是业余时间。”
你给我身份信息，我帮你垫钱买票，双方互信如何建立
随着春节越来越近，买票的任务量变大，阿甘发现把自己掰成两半也不够用。于是他创建了志愿者QQ群，还发布了招募志愿者的微博，并@了烟台的媒体。很快，他就招募了第一批“阿甘志愿者”，不到20人，大部分是学生。
因为大学生时间相对充裕，热情又高，个个是阿甘的得力助手。鲁东大学的张卓莹是今年最早“入伙”的志愿者。她认为，帮农民工买票是自我价值的一种体现，购票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举手之劳，只要有手机、电脑就能操作，可对于农民工来说，就可能是几晚的漫长等待和回不了乡的落寞。
张卓莹告诉记者，团队里最辛苦的还是阿甘，所有事情都要他去协调，一些农民工不会发短信，只能是上班的阿甘抽空跑到工地去落实姓名、身份证号，而且志愿者的资金有限，大多数还要阿甘垫钱。
慢慢地，志愿者买票的事情传开了，当地媒体也进行了报道，许多农民工朋友在报纸上看到新闻，也开始主动联系阿甘买票。
岳光友就是看到报纸新闻来联系阿甘的。他是陕西安康人，带着孩子在烟台当厨师，每年都是到火车站排队买票。“最难买的就是去年，排队不到4分钟，票就没有了，最后没办法只能买到西安的票再转车。但是为了孩子少遭罪，我都尽量不倒车。”岳光友说，他也找过黄牛买票，一般要收20块钱的手续费，但今年却提高到了50块。
直到在报纸上看到了阿甘替农民工买票的消息，他想“能上报纸，肯定不是骗子”，这才联系了阿甘。
其实，有农民工来买票只是第一步，如何保证身份信息的安全，票款接收的顺畅都是摆在甘宜强面前的难题。
记者发现，许多给农民工买票的志愿者也遇到了类似的“瓶颈”。四川师范学院的春风志愿服务队希望给校内后勤人员买票，然而，到目前为止，他们真正买票成功的还只有一位新疆的农民工。“春风”负责人告诉记者，“我们实施起来也确实是很需要勇气的”，实名制购票涉及许多信息安全问题；许多农民工没有网银，志愿者参与其中，容易引起经济上的问题。
而阿甘采取的做法是，取得农民工的身份信息，帮他们在12306上买票，然后和农民工一起去车站取票，顺便拿票款的方式，“暂时还没遇到什么问题”。
阿甘说，他最大的愿望是，希望这个团队能够坚持得更久，帮助更多的工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