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高增长故事远远没有结束。”经济学家、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樊纲日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指出，“微刺激”并非刺激，而是在企业、房地产投资之外再补上应有的政府投资；“十三五”期间GDP应能保持7%-7.5%的年增长率，而所谓的经济新常态，就是告别了以往实质上属于过热的高增长。他同时表示，地方债务压力源于用金融债去支撑长期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解决这种融资机制错配的问题就能化解风险。谈到国资国企改革，他认为，混合所有制的最大意义在于让国有产权搭上私有产权的便车。未来包括垄断行业在内的所有领域都应当对民资放开，而且应允许、鼓励民资在合乎法律规定和契约精神的基础上参与改革。
“微刺激”实质非刺激
中国证券报：对于经济增速放缓，社会上都在关注“微刺激”是否加码的问题，你对此抱何种观点？
樊纲：首先强调，我并不认同所谓“微刺激”的概念。回顾中央和有关部门最近召开的几次会议，对于经济增长并没有采取任何新的办法，而只是督办原来出台的、没有落实的措施。不管什么政策，出台之后总有一个落实的过程，不应当把这个过程视为刺激。而且还应看到，督查落实本来就是政府应该办的事情。比如，政府财政应该的支出上半年都没能花出去，表明政府投资是缺位的，至少是不够的。眼下做的事情，只是在企业、房地产投资之外再补上应该有的政府投资，而绝非什么经济刺激。一些人所谓的“微刺激”或者“微刺激”加码，我认为并没有反映出实际情况。
中国证券报：您多次表示，不能只强调消费增长，出口、投资都要平衡稳定地增长。为什么如此重视投资？
樊纲：当前而言，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意义毋庸置疑。这首先是因为，政府掌握公共收入和支出，包括地方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其应该干的事情，作为政府的职能之一，实际上每年的财政专门有一块是干这个的。其次，促进消费是好办法，但如何促进却是一个问题。发消费券、大降价还是搞消费补贴，这些都不现实。我们知道，消费增长取决于收入增长，只有做好收入分配、社保体制改革等才能真正增加消费，因此政府要做的是促进就业和收入增长，同时推进社保体制改革，再增加教育支出、医疗卫生等支出，这才能为消费增长打好基础。单纯指望政府出台政策去刺激消费增长，这是不可持续的。
当然，新增投资我们不能都投到产业资产上，否则产能过剩情况会更严重，怎么办？在储蓄率过高的时候，就应该多搞点基础设施建设，为后代造福，为今后的发展攒点后劲。这些投资，一大部分应当放在基础设施上面，而不是放在企业上。如果再投水泥、钢铁和光伏这类企业，只会造成产能更加过剩。
中国证券报：稳增长还有什么办法吗？
樊纲：在这里单纯做一个假设：如果要刺激经济的话，政府手里的牌无非是财政和货币政策，除了搞一些住房和消费信贷之外，一个重要办法还是投资。现在中国的消费和储蓄比例严重失调，要解决储蓄过高的问题，还必须使得投资保持一定的水平。
当然，企业投资是有一定比例的，不能太高，因为现在的消费就这么多。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搞社保、完善收入分配等，目的虽然是提高消费率和降低储蓄率，但对于长期经济增长也是有益的。
需要注意的是，在居高不下的储蓄率面前，我们搞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都不是当年甚至短期能用的东西，比如高铁和地铁等基础设施都是为以后几十年甚至一二百年用的。我们不要动不动就批评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
地方债务风险源自融资机制错配
中国证券报：但人们总是担心投资过热甚至引起债务扩张。
樊纲：首先可以明确，在有充足储蓄的情况下，即便是兜底，我们的经济对目前的地方债务也是付得起的，然后再来讨论怎么付的问题。
无需否认，地方融资平台背负的债务确实非常大。不过，对于地方融资平台和不良债务应当两方面看待：一是2009年为刺激经济，我们搞了过多的投资，包括过多的基础设施投资，低效和浪费的问题就难免出现，低效和浪费又会出现一些坏账，有一些从长远来看可能都还不上；二是地方政府投的一般都是有用的东西，但长远来看，再有用的基础设施在五年十年内都可能还不起贷款，因为地方政府投的很多是基础设施，而这属于长期、耐用公共消费品，比如地铁、高铁，其收益是未来的收益流，因此还债期较长。而地方融资平台借的钱都是金融债，要么是银行贷款，要么是影子银行贷款，当原本只是提供短期流动资金的银行转而为地方耐用品投资，并且面对着长达甚至一二百年的收益，由此出现了时期的错配，而时期错配的背后是融资机制的错配。
中国证券报：怎么理解？
樊纲：用金融债去支撑长期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这种融资机制的错配，导致了我们现在面对的偿债压力。很显然，那些长期项目本来就应当有另外的融资方式。这包括，一是长期投资股权投资，比如西方铁路就是这么搞起来的，不用还款，付息就行；二是长期公共债务，从50年到80年都有，每年不还本，还息即可。总体来看，无效投资固然带来债务风险，但这些都是小问题，大问题还在于融资机制错配。
中国证券报：有办法解决吗？
樊纲：有，我觉得政府应该用积极的态度去积极采取措施，来化解风险。一方面修改预算法，这个已经做了。如果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在中央政府的统一规划下，加快地方政府发放正式公债的进度；地方债去年发行4000亿，今年还是4000亿，完全可以再多发一些。现在赤字率并不算高，中央完全可以将这一比例提高到3%。然后，控制不让借金融债，关闭影子银行提供流动性的闸门而代之以发债，即便发9000亿元也没超过3%的中央债务率，这就可以替换掉一部分，在保持中央地方两级债务加起来占GDP比重不提高的情况下，降低地方融资平台这种金融债贷款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而这个比重一下降，市场上的金融风险就能得到一定的化解，持续做下去，就能逐步用几年甚至10年的时间来消化这部分金融债。
应当强调，机制错配导致的金融风险问题，是需要积极去做的，而不是被动等待。只要由“react”变为“preact”，化解风险之后，市场的活力就会激发出来。
地方债务风险源自融资机制错配
中国证券报：但人们总是担心投资过热甚至引起债务扩张。
樊纲：首先可以明确，在有充足储蓄的情况下，即便是兜底，我们的经济对目前的地方债务也是付得起的，然后再来讨论怎么付的问题。
无需否认，地方融资平台背负的债务确实非常大。不过，对于地方融资平台和不良债务应当两方面看待：一是2009年为刺激经济，我们搞了过多的投资，包括过多的基础设施投资，低效和浪费的问题就难免出现，低效和浪费又会出现一些坏账，有一些从长远来看可能都还不上；二是地方政府投的一般都是有用的东西，但长远来看，再有用的基础设施在五年十年内都可能还不起贷款，因为地方政府投的很多是基础设施，而这属于长期、耐用公共消费品，比如地铁、高铁，其收益是未来的收益流，因此还债期较长。而地方融资平台借的钱都是金融债，要么是银行贷款，要么是影子银行贷款，当原本只是提供短期流动资金的银行转而为地方耐用品投资，并且面对着长达甚至一二百年的收益，由此出现了时期的错配，而时期错配的背后是融资机制的错配。
中国证券报：怎么理解？
樊纲：用金融债去支撑长期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这种融资机制的错配，导致了我们现在面对的偿债压力。很显然，那些长期项目本来就应当有另外的融资方式。这包括，一是长期投资股权投资，比如西方铁路就是这么搞起来的，不用还款，付息就行；二是长期公共债务，从50年到80年都有，每年不还本，还息即可。总体来看，无效投资固然带来债务风险，但这些都是小问题，大问题还在于融资机制错配。
中国证券报：有办法解决吗？
樊纲：有，我觉得政府应该用积极的态度去积极采取措施，来化解风险。一方面修改预算法，这个已经做了。如果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在中央政府的统一规划下，加快地方政府发放正式公债的进度；地方债去年发行4000亿，今年还是4000亿，完全可以再多发一些。现在赤字率并不算高，中央完全可以将这一比例提高到3%。然后，控制不让借金融债，关闭影子银行提供流动性的闸门而代之以发债，即便发9000亿元也没超过3%的中央债务率，这就可以替换掉一部分，在保持中央地方两级债务加起来占GDP比重不提高的情况下，降低地方融资平台这种金融债贷款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而这个比重一下降，市场上的金融风险就能得到一定的化解，持续做下去，就能逐步用几年甚至10年的时间来消化这部分金融债。
应当强调，机制错配导致的金融风险问题，是需要积极去做的，而不是被动等待。只要由“react”变为“preact”，化解风险之后，市场的活力就会激发出来。胡东林
樊纲：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创始人。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教授。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2006-2010年曾连任两期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是“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联合发起人和学术工作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