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太平洋战场上，被日军俘虏的数十万盟军战俘遭受残暴奴役和非人虐待，其中“巴丹死亡行军”和“泰缅死亡铁路”等虐俘暴行因战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与“南京大屠杀”齐名的日军在亚洲犯下的三大暴行而广为人知。然而，在日军设立在本土和占领地的数以百计的战俘营中，以“高度专业性、高死亡率和高级将领被押”为特点的日军奉天（今沈阳）盟军战俘营，却鲜为人知
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共俘虏盟军战俘约35万人。为充分利用战俘的人力资源支撑侵略战争，日军抛出“以战养战”的战时策略。时任日本内阁首相兼陆军大臣的东条英机曾表白，“在日本我们对于战俘具有自己的观念，那么在待遇上自然也多少要与欧美有所不同；应充分利用他们的劳动力和技术来增加我国的生产，并应该努力使其有助于大东亚战争的实行而不使有任何人力浪费。”1942年8月22日，日本陆军省次官木村兵太郎致函关东军参谋长笠原幸雄，指出要调用1500名盟军战俘以提高满洲工作株式会社制造机床的能力，来满足日本加紧生产防空高炮、军火和飞机所需要的机床设备。
1942年11月11日首批盟军战俘共1428人到达沈阳，其中美军战俘1328人，英军战俘84人，澳大利亚战俘16人。国际红十字会视察报告显示，截至1943年11月13日，奉天盟军战俘集中营在押战俘人数为1274人，年龄最长者57岁，最小的21岁。
战俘有空军地勤人员和机修人员，及其他军种的机械维修人员
战俘初到时的第一落脚点，是位于奉天北大营地区一处废弃的旧时中国军营，房屋长久无人使用，十分破旧。战俘营四周由里外两道铁丝网包围，高约1.5米，两道铁丝网之间约两米宽的中间地带被规定为“无人区”，任何未经允许进入这个区域的人格杀勿论。
到达沈阳的战俘都具有军中技术背景，有空军地勤人员和机修人员，也有其他军种的机械维修人员等，这些技术背景成为他们被挑选来沈阳的重要原因。战俘被派到日本人的工厂劳役，从事机床安装、机械加工、零件锻造等工作，有的被派到工厂的设计室从事图纸绘制工作。部分战俘分别按照制钢、制铁和土木等劳役类别被派遣到奉天盟军战俘集中营分设在“满洲皮革株式会社”“满洲帆布株式会社”和“中山钢业所”及“东洋木材株式会社”的第一、二、三派遣所劳役。在押期间到日本人的工厂里做劳役的战俘累计达77241人次。
由于日军战俘观的扭曲，盟军战俘在此遭受了残酷的虐待。幸存美军战俘奥利弗·艾伦说，在奉天战俘营，起床、点名、吃早饭时间都是早6点。这种毫无道理的时间表要求战俘必须遵守，给日军看守提供了许多惩罚战俘的机会，“惩罚形式不仅有不许吃早饭，还有在雪地里罚站、挨打，甚至被关禁闭，一切全凭当值日军看守的个人心情而定。” 战俘甚至莫名其妙地就会招致日军看守的毒打，无论是士兵还是将军、年长者或年轻者都是如此。
日军对战俘施以极其严酷的管理，设置了一系列惩罚制度，如“重营仓”（单人禁闭）、“重谨慎”（集体禁闭）等。资料显示，战俘营日军司令官曾因1944年2月19日当日战俘营的禁闭室无人被关禁闭而对战俘提出表扬。
1943年7月29日，日本人在距离战俘劳役的工厂“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以东不足一公里的奉天大东区其民街1段38号北，建成了一座高度专业化的永久性战俘营，战俘从北大营迁址这里。战俘营四周设有两米高的围墙，墙上设有高压电网，围墙的四个角落分别设有瞭望岗楼，戒备森严。
死亡率是欧洲战场上德国战俘营死亡率的13.3倍
奉天盟军战俘集中营曾是日军大肆标榜的模范战俘营，经常有日军宣传机构前来采访、拍照或拍电影，宣传战俘们生活得如何“安逸”。然而，战俘们的真实生活，却是劳役、饥饿、寒冷和疾病的折磨，加上缺医少药和非人虐待，随时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
以美军战俘为例，他们在菲律宾战场被俘后，经历了残酷的“巴丹死亡行军”和艰难的“地狱之船”的海上跋涉，身体状况已经极差。到达沈阳后，发生了大批战俘集中死亡的现象，仅1942年到1943年间，盟军战俘就死亡225人。国际红十字会驻东京代表朱诺在视察沈阳战俘营后确认，“他们甚至穿着衬衣和短裤，没有办法更好地熬过寒冷的冬天，许多人死于肺炎和反复发作的疟疾。”
1944年2月19日，编号为898号的美军战俘托马斯·布利斯特在“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劳作时被挤到电动车和厂房柱子间，右腿严重受伤。21日开始出现坏疽症状。由于战俘营医院缺医少药，就连基本的手术器械和手术室都没有，23日，布利斯特因气性坏疽不幸死亡。
如此恶劣的环境，迫使战俘冒死越狱。1943年6月21日，美军战俘麦林格勒、帕里奥蒂、查斯坦趁夜色越狱，朝沈阳西北约950公里处的中、苏边境方向逃跑，最终还是在内蒙古科左后旗两家子村再度被俘并押解回奉天，于1943年7月31日早五时半被日军枪毙。事后，日本通过瑞士大使馆以外交照会的方式向美国通报此事，而这个信息辗转一年才被美国政府获悉。1944年8月12日，《纽约时报》在报道这则消息时称，美国政府此时才第一次知道，还有美军战俘被关押在沈阳。
战俘营在选址时违反日内瓦公约中关于“战俘营不得设置在军事目标2英里（约3.4公里）范围内”的规定，距离周边多家日本军工厂不足一公里远，这些军工目标一旦遭到攻击，极易牵连战俘营。1944年12月7日，美军B—29轰炸机大举轰炸沈阳城，战俘营周边的兵工厂和军事目标遭到打击，其间三枚炸弹误炸到战俘营，造成盟军战俘19人死亡，35人受伤。
从1942年11月到1945年8月长达34个月的关押期间，日军在奉天盟军战俘集中营的暴行从未间断，长期以来的虐待和极端恶劣的生存条件造成了如此高的死亡率，是欧洲战场上德国战俘营盟军战俘死亡率的13.3倍，是不折不扣的“死亡战俘营”。
战俘中准将以上军衔的72人，校级军官476人
进入1944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逐渐失势，遂将盟军高级战俘从台湾迁移至沈阳战俘营。日军此举不是单纯军事层面的举措，而是要挟持盟军高官战俘作为人质踞守满洲，企图负隅顽抗。
10月14日，在吉林郑家屯（今吉林双辽市）开设“奉天俘虏收容所第一分所”，被关押的盟军高级将领中，准将以上军衔的72人，校级军官476人。同年12月1日，日军再度隔离出各个国家最高军衔的将领和文职高官16人及随员共34人，秘密转押至西安县（今吉林辽源市）的“奉天俘虏收容所第二分所”，包括美军温莱特中将、美军爱德华·金少将和摩尔少将；英国的帕西瓦尔中将、希斯中将；荷兰的普鲁顿中将、巴克中将、利斯少将；以及印度红十字专员麦克雷（退役英军少将）、香港总督杨慕琦、马来联邦和英属海峡殖民地总督汤姆斯、英属北婆罗洲总督史密斯、荷属东印度总督斯塔夏麦尔、苏门答腊总督斯皮茨、英属海峡殖民地大法官麦克艾尔文和马来联邦大法官杜鲁蒂。1945年5月21日，所有其他在押高官战俘被转到奉天盟军战俘集中营关押，郑家屯战俘营关闭。
1945年8月16日凌晨4时30分，距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不足17小时，驻华美军代号为“北美红雀行动”的沈阳战俘营救援队员从中国西安空军基地出发，上午10时30分飞临沈阳上空。营救队员跳伞后解救并全面接管战俘营。8月20日，苏联红军外贝加尔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德弗申科将军一行到访战俘营并宣布沈阳盟军战俘营正式解放。
8月27日零时许，温莱特将军等高官战俘被解救回沈阳，并于当日撤往中国西安。1945年9月2日，在位于东京湾的美军“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的日本投降仪式上，温莱特将军和帕希瓦尔将军受邀作为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签署日本投降书的签字见证人，麦克阿瑟将两支签字用笔分别赠予两位将军留念。
特殊的历史记忆，从特殊视角见证中国战场的历史地位
日军沈阳战俘营是一份以盟军战俘的生命和苦难所书就的负遗产，对沈阳盟军战俘营史事进行研究和思考，旨在警示人类勿忘历史、反对战争。
1978年，位于波兰奥斯维辛小镇的德国纳粹集中营（博物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该组织在同年6月6日所做的评估报告中称，“奥斯维辛集中营博物馆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博物馆。它承载着对一个最大的反人道罪行的无可辩驳的、具体有形的见证……在这些骇人听闻的实证的支撑下，它必将对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沈阳盟军战俘营同样具有国际影响，直接与之相关的国家和地区就有十几个。近些年来，沈阳盟军战俘营日益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和新闻界的高度关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沈阳盟军战俘营不仅见证了人道主义原则受到肆意践踏和人性惨遭蹂躏的历史，也见证了中国工友与外国战俘之间的患难情谊，它承载着盟军战俘的特殊记忆以及他们与老沈阳人的生死友情。这种特殊的历史记忆，也从特殊视角见证了中国战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历史地位。
如今，大多数当年沈阳盟军战俘营的幸存者已经故去，为数不多的健在者已是风烛残年，在他们的心目中，包括在他们的家人和后人的心中，中国沈阳这个城市已经是他们特别的精神寄托和心灵家园。那段特殊的人生经历已经把他们和中国紧密地连在了一起。近些年来，有一些老战俘回访沈阳，把当年与中国工友的友谊告诉给后人，彰显了这种传统友谊蕴涵着的世代传承的价值。
（作者杨竞单位为沈阳大学奉天盟军战俘集中营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