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月9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关于加快发展社会办医的若干意见》，其中为支持非公立医疗机构提升服务能力，在此前试点基础上，明确提出全国范围内允许医师多点执业。不久前，北京市卫生局也于1月20日发布消息称，市属医生多点执业将进一步放开，且不再把“原用人单位批准”列入医生多点执业审查条件。另外在市属范围内，医师执业地点和数量也将不再受限。虽然以前多地都已经完成试点工作，但“丰满的政策”与“骨感的现实”之间的尴尬，依旧是各方绕不过去的一道坎，那么，柴米油盐的老百姓会对政策的推行有何反应，各利益相关方又是以何种状态处之，期待与顾虑的叠加矛盾如何让政策叫好又叫座，落地还要“走两步”已经成为业界共识。 “先把人放出去，再倒逼体制改革。”业内人士对此评价道。从多地试点到全国范围推行，五年之久终见扎实落下第一子，“这步棋，下对了。”成为医疗卫生圈内的一致看法。“老大夫”成主力少壮派有“贼心没贼胆” 64岁的宋发全是原北京世纪坛医院耳鼻喉科主任，主任医师，退休后又被返聘回原单位，一周在“娘家”只出诊两个半天，其余时间都被车接车送到位于丰台成寿寺的首大耳鼻喉医院坐镇。 忙时每天有十几二十个患者慕名而来，每月领着双份的工资，小一万的收入让不少在北京这座大都市奔波劳碌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大夫们颇为艳羡，如果他愿意，一日三餐也可由首大耳鼻喉双手奉上。 “感觉这才是医生应有的工作状态”，宋发全说道。这句话的由来并非完全出于薪资、待遇的考量，其重要的原因是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和患者来沟通，在大型公立医院，三分钟被大夫“撵”出诊室的患者并不鲜见，并非是医者不想沟通，而是门外还有一条望不见头的长龙同样在焦急的等着。 医者父母心，大夫也并非只是拿刀和开药的工具，对患者心理上的安抚也同样重要，但就是这‘安抚’二字在公立医院却显得颇为奢侈。自入住首大耳鼻喉医院伊始，每个病人在这里都有近30分钟到一小时的诊疗、沟通的时间，医患双方都感觉舒适，成为最大的体会。 “现在才觉得病人和我是站在同一阵线的，这个职业的应有之义不就是这样么？”宋发全说道。 而像宋发全这样已经注册多点执业的大夫在北京还只是一个少数群体，在北京范围内共有77622名执业医师，而其中完成多点执业注册的大夫则只有1355人，只占到1.7%左右（截止到2013年末统计），绝大多数医生还是被固定在公立医院，疲于应付一大波病患的来袭。 “太忙，照顾不过来。”市某三甲医院骨科主治医师张晨（化名）向记者说道。每天除了看病、查房、跟手术，还得值夜班，“就像是工厂流水线的一个零部件，连轴转。”张晨形容自己现在的工作状态。 大夫分身乏力，时间不够并非是唯一障碍，多位“少壮派”医生都表示曾经考虑过多点执业问题，但考虑到所在医院领导可能对自己有看法，都纷纷打消了念头。“晋升、考评、待遇等问题都捏在领导手里，一旦被贴上吃里扒外的标签，被‘穿小鞋’恐怕不是一句玩笑话。”一线医生说道。 此外，不少人也对医疗事故、医疗纠纷等问题颇感顾虑，“出现问题，‘娘家’人会保护自己，至少不用自己独立面对，但嫁到‘婆婆’家，就不好说了。”上述医生坦言。 确实如此，目前政策等各方面并未提出出现事故、纠纷等责任的比例划分问题，医生往往要承担较大的风险，也使得不少人望而却步。事实上也是如此，由于基层和民营医疗单位受限于经验、资金、技术等，加之管理不尽相同，出现医疗事故和纠纷的风险也将加大。一系列的问题致使多数少壮派医生处于一种“有贼心，没贼胆”的境遇。基层、民营医院叫好公立医院讳莫如深 随着国家和市卫生主管部门相继推出全面放开医师多点执业的政策，最热情叫好的当属于民营医院，“简直就是我们的二次春天。”首大耳鼻喉医院叶总说道。 据介绍，该院目前已有近20多位医生为患者提供服务，其中有包括宋发全大夫在内的3位多点执业医师已注册落户，但就目前的病患就诊量来说，仍然不能满足其需求，“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更加放心大胆的引进人才。” 而颇具规模的北京同济男科医院负责人也表达同样观点，尤其是对北京放开医师多点执业条件中“原用人单位批准”的审查条件取消，这必然会给不少的民营医院注射一针强心剂。 而在此前，该院曾多次与多家公立医院的医生、院方进行过接触，碰软钉子的情况并不在少数，也致使目前并未有多点执业的医师在本院完成注册，但接下来，该负责人表示，则会主动与公立医院的大夫进行接洽，以提高其专业技术能力和本院人才培养。 记者了解到，相较于医生在公立医院中处于工厂流水线作业的地位，而在民营医院医生显然成为“大拿”，老板的角色除了关注医院的经营与发展，还要围着医生转，无论是薪资待遇方面还是个人情绪，大夫在闲暇之余主动到老总办公室“喝茶”的情况成为常态，平等融洽的氛围与公立医院中明显的上下级关系形成强烈对比。 与基层和民营医院态度截然相反的是大型公立医院的院长。 在我国大型的公立医院，治病救人只是业务内容的一部分，还有要肩挑科研和教学等任务。公立医院培养出一个领域内专家，成本颇为高昂，这其中包括时间成本和福利待遇等。 在记者走访过程中，一位公立医院办公室负责人表示目前院内没有医生开展多点执业，范围仅限于医疗协作。而其他公立医院相关负责人则表示对医师多点执业政策“不了解”，也并不熟知具体操作内容。 “这是选择性失明”一位业内资深人士就此评价道。 “自己养大的儿子老去丈母娘家干活，替外人挣钱，凭什么？”某三甲医院负责人直言说道。甚至有医院在政策出台后，马上召集院方相关部门领导开会，“不放人”成为与会所有人员达成的共识。而另外一家三甲医院则较为开通，鼓励有能力的医生多点执业，但前提条件是约法三章：知名人士、党政领导及重大疑难杂症必须带回本院开展诊疗。相对于国内公立医院如此这般的讳莫如深，国外对医师多点执业的管理则大都将其纳入对医生的整体管理之中，不同国家的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或行业组织对多点执业要求也不尽相同。阿根廷要求医师毕业后必须在公立医院工作7年以上;葡萄牙则对医院业务领导规定不得进行多点执业;美国要求按照医师执照在所属州范围内执业;英国要求医师每周要在公立医院工作4天;澳大利亚对医师多点执业的时间、数量及范围做了明确规定。 但总体上都趋于开放，对人才的流动持一种乐观的态度。专家：不想让政策沦为“看上去很美”，关键看配套 虽然医师多点执业政策在今年全面推行，但此前各种形式的“多点执业”早已是业内公开的秘密，以“专家会诊”、“学术交流”等名义开展的多点执业屡见不鲜。 “周末你可以到机场看看，有多少医生拖着行李箱在那里相遇。”一位经验人士上述说道。表面上看，此种“会诊”模式一方面能给医生增收，另一方面患者可以享受专家的“私人服务”，而基层或民营医院可以留住人气和盈利，仿佛是一个多项利好的模式，但风险也潜伏其中。 医疗工作是一项有组织、连续性的行为，“会诊”的方式则打断了这种组织性和连续性，往往是医生看完病、做完手术就走，患者后期的治疗与观察得不到保障。一旦出现医疗事故，责任的界定将无从界定。 “规范多点执业，使基层、民营医院与医生关系固定，不仅能保护患者的利益，也能保护医生。”业内人士说道。 除了有名气、有经验、有技术的“三有”专家往往是基层和民营医院的首选，还有哪些人对政策趋之若鹜？ 据圈内人分析，除了顶级专家畅销，还有一些是游离于公立医院体制边缘的医生对政策拍手称赞。通常这种人大多和体制合不来，或受排挤，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刺头”，虽然在领域内技术并不算数一数二，但通常也有两把刷子。 “年轻的医生没时间或不敢参与多点执业，老专家又凤毛麟角，‘刺头’虽然对政策积极，但毕竟也是少数，如果政策细则和配套不出台不落实，长此以往恐怕会把多点执业政策给架空。”上述人士分析道。内部原因有之，外部市场因素的阻力也不。由于目前大众看病就医态度还较为盲目，宁愿跑细了腿，累断了腰，也要到大医院找老专家给过过目，即使被两三分钟打发出来也心甘情愿，由于市场对多点执业政策的不感冒，也就形成一种怪圈，原本希望通过医师多点执业来推动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缓解，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成了互不沟通的死胡同。反之，如果政策的配套和细则及时跟上并政府部门大力推行和宣传引导，才能使患者扎堆的这种情况有所缓解，既有利于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也避免政策沦为“看上去很美”的尴尬，否则，政策被架空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要想让政策踏实落地，还得多走两步。(记者颜世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