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好声音》第二季上演“巅峰之夜”，火热一夏的“好声音”也就此告一段落。从台前走向幕后，那些选手的故事是如何被发掘出来的，形形色色的“好声音”们又是如何被找到的？ “所有真人秀节目的核心就是人。” 《中国好声音》（以下简称《好声音》）宣传总监陆伟说道，“你得有足够的素材，你得有高水平的制作团队，最后才有一个高水平的节目，这是收视的保障。另外一个收视的最大保障是你能够找到什么样的学员，这个比技术上和流程上的保证更加重要，每一季你能给观众看到什么样的人是非常重要的。” 譬如，第一季里全国总亚军吴莫愁。如今，电视的广告里不停地来回播放着吴莫愁的广告，地铁里也随处可见这个在去年那档选秀节目里爆红的女孩的大幅脸部特写。如果说《好声音》整个节目是一部庞大的精密仪器，那每一个学员就是其中的每一个零件，都是经过精心打磨的。 寻找草根声音 和已有选秀节目的海选不同，《好声音》的节目播出中直接省略了海选这个过程，这一步早在节目开始之前已经开始默默进行。最终，观众在电视上看到的盲选歌手，其实已经是由张骊、沈宁和吴群达带领的三个分组导演组经过自己的判断和筛选，飞向全国各地一个个去找来的这也是为什么有观众感慨《好声音》从一开始就有高质量，而不像有的选秀节目最开始的时候质量良莠不齐，每次观看时都有种大浪淘沙的感觉。 找人的过程有时候比人们想象的要艰辛，导演们需要四处打听哪里有隐藏的“好声音”，除了通过业内人士介绍，他们更多地是需要去寻找一些隐藏在民间的草根声音，去探访当地的酒吧是最直接的一种方法。 刘雅婷就是这样被找到的，在深圳根据地酒吧驻唱的她已经小有名气。有一天，她发现酒吧里多了几个人，这几个人和平常的观众不一样，他们一看就是冲着她来的，坐着静静地听她唱歌就走了，一句话也没说。 之后有人在她的微博上留言，自称是《好声音》的导演组成员，要她发一个demo（小样）过去。“肯定是骗人的！”刘雅婷没有理会。又过了几天，她接到一个电话，催促她发小样。“我已经认定了他们是骗子，懒得浪费时间理他们，但他们后来又打电话，我就说，‘想听我唱歌的话，到另一个酒吧来！’”刘雅婷给了对方另外一个酒吧的地址，就挂掉了电话。 这个酒吧离市中心并不近，没想到这几个人居然真的来了，“他们打车就花了 150 块。”刘雅婷有点相信这些人了，演出的时候，导演组拍下了刘雅婷的视频。 那之后，刘雅婷开始飞到上海试镜，她唱了三首歌，用的是自己本来的音色，唱到高音处有些沙哑。“就这么唱，这是你的特色！”导演张晓莲突然大声叫好。刘雅婷有点为难，“我当时唱不出来，他们就硬要我唱，一直唱到第三次我依然没有唱出这种声音。” 看着漫不经心的刘雅婷，张晓莲有点生气，“你不想好好唱你就滚回酒吧唱吧！” 刘雅婷很努力地唱了最后一次。这一次，她在整首歌里都用了那个沙哑的唱腔，“他们觉得有特色，总算同意我来参加比赛了。” 整个过程，共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故事策划导演“打鸡血” 确定的学员资料，会被送到一个个“故事策划导演”面前。 李建中所做的，就是从得到每个参赛学员的大致故事后，开始讨论这些内容的真实性，“我们会去找学员外围的资料，包括网上的视频、他们的博客、微博、之前接受采访的记录、参加比赛的一些经历。先整理好这些外围资料，再和他们提供的故事进行对比，判别真实性。” 制作总监李建中今年才加入《好声音》制作公司——灿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灿星）。身为资深媒体人，他可以在这个节目在对学员的精细化处理时，提供更专业的帮助。 “真人秀最关键的是做到真实，先是在台下真实，这样的话在台上才能够把最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李建中说道。 “故事策划导演”像一个个私家侦探，他们挖掘了每一个学员身上所有的细节，梳理出学员的人生故事，而这些事无巨细的工作，都是在为台上呈现的那短短几分钟服务的。 “故事策划导演就像记者，他需要在一个半月内完成对采访对象的人物专访，最后是为了全面了解这个人的状态。只不过，我们做的所有工作都是幕后的，在台上是完全看不出来的。”李建中说。通过对学员的了解，“故事策划导演”会帮助学员确定歌单，选那些和他们的经历相关的，“因为他唱这首歌能够打动自己，将情感释放出来，就能够感染别人。”宣传总监陆伟说道。 有时候，他们也会“打鸡血”，让一些学员的情绪被调动起来，以获得最佳效果，“当某件事情被这个学员在台下反复提到，或者一提就会想要哭，那么走到台上就是对他感触最深的，我们会特地让他的情绪在其中爆发出来。” 去年，有一位叫多亮的学员。在某次上台之前，他情绪并不好。他的对接导演在台下拉住他，只说一句话，“这么些年一直在北京漂泊，如今登上这个舞台也许可以改变一切，你现在准备好了吗？”踏上舞台台阶的多亮顿时充满斗志。 改进流程 《好声音》的整个团队分为选管组、制作组、后期剪辑组。核心工作人员一百多个人。灿星董事长田明一手带着团队制作过《加油好男儿》、《中国达人秀》等节目，他对自己的团队很有信心。 “灿星的制作节奏非常快，我们有一个标准是让眼睛不能离开电视。一旦离开了几秒钟，就会丧失很多信息。《好声音》的现场有二、三十台摄像机，记录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镜头里都是有信息量的，包括导师的一颦一笑，现场观众的反应。”田明说。 在第一季磨合之后，《好声音》的整个团队合作变得更加顺畅。与第一季相比，第二季在模式上只有少许微调，比如引进“抢人”环节，最大的改进是流程上的改进。在一个学员上台之前，幕后的制作团队有无数件事情要干。 “比如，你要拍摄一个学员从场馆外走进场馆内的镜头，要拍他走出电梯的镜头。每个学员都必须要拍，但不一定最后都会用。”陆伟表示。为了体现强烈的仪式感，摄影组会详细地拍下某个学员如何走进体育馆、如何走进电梯、走进梦想的黑屋并从主持人手中拿过话筒。 陆伟强调“仪式感”，这是他们在制作《中国达人秀》节目中得到的经验，“真人秀节目最重要的是仪式感，仪式感就是要让所有选手上台之前有一种仪式上的感觉。达人秀当时选择了上海音乐厅，是因为上海音乐厅有标志性，这个舞台本身会对选手产生仪式感。” 但轮到《好声音》，这样的仪式感无法简单地用场所来烘托，“《好声音》在外围区域的拍摄量是《中国达人秀》的四倍。”陆伟感慨。 这样庞大的拍摄量造成了整个流程的衔接困难。第一季时，摄制团队并没有太多经验，往往时间拖得特别长，“我们场内外的摄影师有二三十个人，每次必须要等到场外拍好之后才能拍摄其他角度的镜头，这需要非常科学合理的流程。”陆伟说。 第二季时，流程做了一些改变，摄影组实施了流水操作——在固定的时间内把自己需要拍的东西全部拍完，迅速地转到下一组。学员也一样，在这个区域拍摄完毕之后再到下一个区域，这样就减少互相等待的情形。“第二季的流程都是比较顺的，基本上可以做到无缝衔接，不会出现没有人拍，等着人拍或者没有东西可拍的情况。” 去年《好声音》的录制常常一录就是一整天，甚至录通宵。今年这样的情况大为减少，“流程上的革新是为了保证学员的状态，不会让学员一直处在等待状态，第二是不会让摄像有太长时间的耽搁。” 第一季《好声音》的录制现场曾辗转于华东师范大学体育馆、源深体育中心、松江大学城体育馆和上海八万人体育场四个场地。但在第二季录制中，自始至终都在宝山体育馆。“场地的频繁变更，会带来很多不确定性， 舞美、音响等都要重新调配。所以我们在这一季选择了固定的场地。”田明说。 改变乐坛生态系统 《好声音》的火爆模式能够维系多久？ 从以往国内电视节目的规律来看，一档节目的生命周期大概四到五年，过了这个时间，就很难再像之前一样能保持很高的收视率。 田明给出的答案是“好声音不会死于他杀，而是死于自杀。” “真人秀节目的生命力需要有一个强大的产业作支撑。比如说美国，美国偶像已经做了十几季了，他们同样能够继续下去，是因为有一个强大的唱片工业作为支持。像《好声音》这样的节目在中国就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强大的音乐产业支持。”陆伟说。 改变整个华语乐坛的生态系统，是田明真正的野心，他希望《好声音》不是一个简单的节目，而能成为一个生态系统，“我们着力产业链的打造。我们跟中国电信有‘100 个城市，100 个演唱会’的协议，现在规模还在不断扩大，有望在二三线城市拓展。我们还跟合作伙伴计划打造‘好声音 KTV’，做成一个互动选拔的媒体终端，会配备好声音的录音录像设备。我们还有 LIVE HOUSE的规划，做好声音授权，未来还可能推出音乐手机、电影电视剧，做成更大规模的产业链和文化娱乐实业品牌。” 除了制作团队，还有专门的部门来负责《好声音》的产业拓展、品牌授权、广告代言、演艺经纪等。 第一季《好声音》结束之后，灿星已经在做一些平台的尝试。他们找了很多词曲作者为第一季学员出专辑，截至目前已有九位学员出了个人专辑。此外，他们还在规划一个新的原创节目《中国好歌曲》。《好声音》是选人，《好歌曲》则是选歌，“把歌手和歌曲两者结合起来，这对目前缺乏动力的音乐产业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支撑，能真正推动华语流行音乐的发展，共同搭建华语流行音乐的门户和平台。”田明说。 灿星不想做未来的华谊或滚石，这一季《好声音》的学员，他们只选择其中八位签约，而其他学员都是自由之身，让其可以自由地与音乐公司签约。“我们希望搭建这个平台与唱片公司、艺人公司合作，资源开放，互动双赢。我们想要改变整个生态，做大规模，让所有人受益。《好声音》不只是一个节目，而是一个平台，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目前也在一步步做。” 除了《好声音》之外，田明还在谋划另外一档大型功夫真人秀节目——与央视合作的《中国好功夫》，制作团队是从湖南卫视跳槽到灿星的张一蓓团队。“好声音是针对音乐产业而做的，我们想用功夫动作演艺选秀的形式来选拔下一代动作演员，面向影视产业。”《中国好功夫》将是一档全新的国内原创节目，田明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节目，实现向海外输出中国的节目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