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正式实施。新法第十八条指出：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而首例应用新法的判决在新法实施当日就已经出炉。这也被媒体解读为“常回家看看写入法律”，“不常看望老人将属违法”。对于这一条款，从法律专家到普通百姓都有很多的争议。不少人认为，这种原本是道德范畴的约束入法，操作性存疑。也有人认为，该条款最大意义是对为人子女的一种警醒，而且在极端情况下确实可以强制他们回家看老人。
激烈的争议
赞同：
有些法律就可以是倡导性的
有人认为，这种近似道德说教而强制性比较弱的条款，“入法”主要是因为年长老人缺少子女关怀是社会普遍状况，“常回家看看”条款具有较强的公共性，将之入法，使其具有一定的法律刚性，对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或许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肖金明教授就认为，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具有道德色彩的条款，但是我们在社会转型时期道德反思的一种表现，实际上也是我们保守传统道德的多个选择当中不可替代的一种选择，就是说要用法律来支持道德。在西方福利国家，摆脱福利制度困境发起召回家庭的运动的时候，对我们中国来讲一定要坚持留守家庭，这个条款实际上并不是不具有可操作性，我觉得这个条款出台之后，能够给我们的精神文明的建设，社会道德的重构、文化建设结合起来，使这样的条款“常回家看看”能够深入人心，使每个家庭成员能够更好地履行责任。这个条款也明确规定了家庭成员应该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能忽视和漠视老年人，同时也规定了用人单位应该按照有关规定，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这实际上规定责任还是非常明确具有可操作性。
另外，并不是所有的法都必须强制实施的。有些法律，就可以是倡导性、宣示性、号召性的。在法学术语中，这被归类于软法（soft law）。所谓软法，就是区别于“硬法”，不具有严格约束力和强制力的规则和法律。各种人权类的公约就属于软法。软法可以告诉你该做些什么，什么是善，但其逻辑结构往往不够完整，不能运用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
像《老年人权益保护法》里的“常回家看看”条款，它就是不需要细则的，它只是告诉你应当回去看老人，用人单位就该为职工创造探望老人的机会。而怎样才叫做经常，怎样才叫探望、问候，并不需要法条说得一清二楚。因为现实条件千变万化，有些人长期回不了家，但并不是因为不愿尽孝，而是确属身不由己，或属条件限制，个中原因可能各不相同。做不到“常回家看看”，并不意味着子女对老年人负有赡养义务、扶养义务而拒绝赡养、扶养，是不是构成违法则应取决于老年人有没有要求子女“常回家看看”的意愿和必要，以及后者是否具有“常回家看看”的现实可能。
批评：
或将因无法实施沦为一纸空文
有法律学者质疑此法能否真正解决空巢老人的问题，这跟“醉驾情势严峻，于是醉驾入刑；欠薪问题突出，于是恶意欠薪入罪”是一样的，属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许多网友也认为，精神层面的问题不能靠法院来作出裁决，如果孩子就是不愿回去，那闹到法庭上、判其必须常回家看看也无助于解决问题，回去只能吵架。
另外，有人认为“常回家看看”条款没有实施细则，或将因无法实施而沦为一纸空文。比如，多久探望一次才算合法？如何界定探望和问候的区别？违法将受到怎样的处罚？法律条款上都没有明确说明。在不少人看来，这不符合法律应当有的明晰性和强制性。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上海市老年学会会长左学金就认为，法律不是倡导性的，应该是强制性的，是应该有一个约束性的，如果法律没有强制性，没有约束性，这个法律就不严肃。如果是这样的话，有这个法律的条款还不如没有这个法律的条款。
还有法律学者认为“常回家看看”条款是过了界，把法律泛道德化，是对私生活的管制，“是公权力对私人空间的再度干预和干涉”。如果不回家，原因是什么也要分开来看。左学金提出：“我们历史上有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我们是作为一种因公忘私的典型。如果因公忘私他不能回家，法律要不要谴责？我感觉另外还有两个问题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国家的人口学变化，实际上我们国家独生子女的家庭和无子女的家庭、空巢老人的家庭、空巢家庭和独居老人的家庭的数量在不断增加，所以说对这一家庭来说，可能老人希望子女常回家看看的愿望是很难实现的，特别是没有子女，他根本不可能实现，如果只有一个子女，并在很远的地方，那也是很难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