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张蕊发自北京
6月17日，秦皇岛港煤炭库存726万吨，比上星期多了76万吨。这一天，山西省五寨县国新能源煤炭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褚向东又打了几十个电话，想看看自己的客户中谁家还能再装一船煤，最终的结果让他失望但也在意料之中—没人愿意装，“开始时会失望，但久了也就习惯了。”
煤炭市场的供需关系从去年6月开始再一次发生了逆转，供大于求的局面一直持续至今。褚向东主要做的是电煤，大多发往华东、华南的电厂。去年全年的运煤量为700万吨，而今年截至目前运煤的量不足去年1/3。
“我的煤成本大约在每吨590元，而现在对外出售的实际价格也差不多是这个价格，就这样，还是没什么人要。”褚向东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但这似乎并不是最糟糕的，据时代周报了解，目前贵州、辽宁、安徽、内蒙古等省份中小煤矿停业停产的状况很多，河南、山东、河北等省份虽然相对来说这样的较少，但也有不少企业都处于倒闭或者退出市场状态。
目前，煤炭市场仍然处于下行态势，尚未触底。进口煤量的持续增长，极大地冲击了国内的煤炭企业。5月份，国家能源局下发文件拟将限制煤炭进口。而为了稳定地方财政收入，山西、内蒙古、河南、山东等省份开始一轮“救市”措施。河南出台“煤电互保”政策、山东限装外地煤炭之后，产煤大省山西也在研究出台限制外省煤炭入晋办法。
卖得越多，亏得越多
一动就赔钱，是今年煤炭市场的真实写照，不仅是煤炭经营公司，还有煤矿。褚向东说自己去年赔了4000多万，但这似乎并不是最糟糕的，褚向东周围一同奋战过的同行们，有90%以上公司都处于停业或者半停业的状态，维持的也都很艰难。“不想做了，做不下去了。”褚向东说自己想休息一下，确实有些累了。对此，煤炭行业资深分析师李廷对时代周报表示，现在很多人不敢接，是对未来的预期无法把握，“不好做在于对于未来预期的不明确。”
实际上，煤炭市场从2011年11月开始就已经在走下坡路了，到现在已经一年半的时间了。2012年，火电发电指标同比增长0.1%，如果算上电厂的能耗提高，煤耗其实是下降的。这从另一个方面也反映了煤炭的需求确实在减弱。
山西的电煤根据质量不同、运输条件的不同，价格会有所不同。拿5500大卡的电煤来说，如今的价格基本在每吨230-240元，运输条件不好的矿甚至已经降到了每吨200元以下，但即使这样，前来拉煤的客户以及中间商还是少了很多。
山西一家煤矿的孙经理给时代周报算了一笔账，一吨煤包括应该缴纳政府的各种税费、工人工资以及设备检修等在内的完全成本为280元左右，但现在好的时候一吨煤差不多能卖到240元，这样下来，卖出去一吨煤企业要亏40元左右，这意味着，卖得越多亏得越多，“大多数煤矿都处于停产或者减产的状态了，现在各家基本都是在消化库存。”
呼和市南郊煤场过半倒闭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金吉瑞公司的王经理告诉时代周报，呼和浩特南郊上千家煤场已经倒闭了500多家，剩下的还在苦苦支撑。当地去年生意也还能维系的“煤炭信息部”（即在煤企和运输货车之间的一种中介公司），今年的数量也从500多家锐减至100余家。在鄂尔多斯[-1.62% 资金 研报]，也有一些企业因为坑口价每吨煤只有不到200元，而包括各种税费在内的成本又太高，卖多少亏多少，所以不少企业就主动选择了停产。
不少企业都在限产，因为煤价下滑，需求总量减少，企业效益下降，竞争也激烈了。“供过于求的局面短期不可能改变。”煤炭市场营销专家李朝林对时代周报分析。
褚向东现在的库存煤还有60多万吨，这是近年来库存最多的时候。过去煤炭市场好的时候，他根本没有库存这一说，“煤一运到，马上就被装走了。”褚向东说，今年是他从事煤炭生意20年以来，最艰难的一年。
中投顾问能源行业研究员任宁浩用“萎靡和萧条”两个词来形容了今年的煤炭市场，他对时代周报记者感慨，煤炭行业十年黄金周期已经过去了，十几年来，没有任何一年像今年这么严重。煤炭价格从去年就有滑铁卢的走势，目前整体下行周期还在运行当中，这是一个大趋势，短期内没有办法扭转。从成交量来看，国内煤炭屡创新低，这非常不容乐观。
地方保护主义抬头
煤炭行业如此萧条，将其视为主要经济支柱的地方政府自然着急，纷纷八仙过海，推出救市政策。虽然各地政策大体相同，但此前河南出台的“煤电互保”政策还是在业内引起了轩然大波。据公开信息，该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建议政府敦促省内电厂优先使用省内煤企生产的电煤，消除外省煤炭的冲击，稳定省内电煤价格等。用市场人士的话来说就是以地方保护主义，以此来维护当地企业的生存。
“煤电互保”政策与整个煤炭市场以及电力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是相违背的。许多研究者的担心在于“煤电互保”的政策是否会在全国蔓延开来，山西、陕西等省市会不会也实行相同的政策？“有传染性”，任宁浩警告说。他表示，电力改革已经改了十多年了，但是根本性的障碍还没有破除掉，煤电互保有可能把整个改革的成果消灭掉，可能会回到最初的状态。
中国煤炭经济研究会副秘书长牛克洪也不看好“煤电互保”，他认为这个政策愿望很良好，是为了使市场实现平稳发展，但是这个政策有违市场规律。“煤炭供过于求的时候这么做，供不应求的时候，煤炭大省也禁止煤炭出省行不行？”牛克洪表示，“市场应该是开放的，这样的做法偏离市场要求，很有可能会造成恶劣影响——一个省份这么搞，其他省份有没有可能会效仿？如果这样，那就可能会造成很多省份画地为牢的小市场，让市场供需更加不平衡。”
任宁浩认为，地方政府出台一些保护性的政策是很正常的，因为河南、山东等省份对煤炭的依赖还是蛮重的，而且煤炭企业在当地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当地政府出于对当地经济发展和能源安全的考虑，对煤炭企业还是比较上心的。
对于各地政府异曲同工的“救市”政策，李廷认为不会有实质性的效果，他认为目前全国是一个统一的市场，价格优势是没办法限制的，现在不是计划经济时代，企业都是自主的，“省内的电厂要用省内的煤，但如果省内煤的价格比其他地方拉过来的煤价格要高，那为什么要用省内的高价煤呢？”
“目前政府‘救市’的主要政策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财政方面的帮助。比如通过银行渠道或者减免税等，在资金方面给企业提供一些实惠的帮助；另一个方面就是煤炭行业的兼并重组。目前在河南、安徽推广得比较深入，地方政府对于龙头企业或者一些大中型的煤炭企业都会采取一些政策方面的扶持，以此达到对他们保护的目的。”任宁浩分析。
尽管现在各省市在做规划的时候，不会像之前那样对煤炭产业在相关文件中提及的那么多，但是还是会对重点产业有所照顾，以此来确定公司或者相关企业的存在性，这个公司或者企业由政府出面确保他们能够长期稳定的存在。
研究了多年的煤炭市场，牛克洪觉得，今年这样的状况下，从政府来讲，需要给煤炭企业减负，“把所有的收费政策梳理下，不该收的就不要收了。还应该为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从企业的安全、交通等，政府从服务、协调、指导发挥政府应有的作用，包括信息的引导、企业调整产业结构以及人才的培养，利用政府的功能来给企业一些外围的环境创造和扶持帮助。”他表示。
“主要是政府在政策落实的过程中给予一定的倾斜。”拿银行贷款来说，地方政府可以在中间协调；而税收方面，政府可以有一定的补贴或者补助，还可以在税收机制的转换方面给企业一些指导意见，总之少收税、减免税是最终目的。“这些政策很普遍，在中部地区现在是十分常见的。”任宁浩说。
部分煤企多元化突围
受到冲击的不仅仅是煤炭市场，相关产业亦如此。今年一月份，某地方政府组建了一个煤炭物流港开业，开业之初就进驻了200多家煤炭企业，现在半年过去了，只剩下了十几家企业，绝大多数企业在坚持了几个月之后，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就撤了。“电煤卖不掉，大家都亏钱。”一名相关人士对时代周报称。其实当初不少企业都是想试探下行情，看市场是否会有所回暖，但结果是不容乐观的，越来越糟糕的市场行情让诸多的企业不得不想办法自救，以期能够顺利渡过难关。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一些中小煤矿和企业今年生存得非常困难，基本都处于停产或者半停产的状态。山东省的煤炭企业受到严重的冲击，利润大幅下降，都在通过实现目标责任制，来降低成本和消耗，提高效益，“压力都很大。”牛克洪说。
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现在山东的煤炭企业已经开始在精简人员了。机关人员下到基层，基层就是裁减一些临时工和辅助工种的人员，减员提效。而各个企业都在采取应对措施，根据自己的资金、产业结构等情况从战略或者策略上采取一些措施，积极地想办法来应对这场市场危机，尽量减少市场给企业带来的影响。
任宁浩在调研了中部地区，以及山西、陕西、内蒙古等省市的煤炭企业后，评估了上半年的煤炭市场。他透露现状是煤炭企业大概有50%处于亏损和盈利的边缘，有20%的煤炭企业，尤其是中小煤矿面临破产重组的状况。此外，根据上市公司的年报以及一线工作人员对公司的具体了解分析，目前这些省市大概有50家大中型煤企开始把业务向其他方面转移，在进行多元化经营，“这意味着，很多煤企不仅仅只关注煤炭领域，还在其他领域寻求盈利能力。”他说。
地产业是煤炭企业涉足最多的一个行业，如今有实力的煤炭集团都有涉足房地产，因为相对来说，房地产行业的利润还是比较高的。内蒙和陕西有些企业甚至还在打着地产的旗号涉足文化产业，比如搞一些文化旅游地产项目等。此外，山西的一些煤炭企业有涉足农业，比如养猪、养牛、养鸡等，还有企业在涉足物流、餐饮等行业，“自救态度明确，触角非常广。”任宁浩说。
但是从实际情况看，这些煤企想跨行业发展并非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各方面相对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任宁浩建议，中小煤炭企业如果实力比较强的，可以进一步发展，把重心放在煤炭行业，顺带向上游和下游拓展，争取把产业链完善。
另外学者还建议地方政府出台一些鼓励退出机制，让一些实力比较弱的小煤矿或者小型煤炭企业自行退出市场。毕竟强制一次性退出，不太现实，这对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和经营者的投资自信心打击会很大，所以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机制让他们慢慢退出。
“对于煤炭中间商来说，如果实力比较强，那么在短期之内，就多关注煤炭价格，如果煤炭价格继续走低，就适当增加一些库存，毕竟夏季用电高峰很快就会来了，很多省份会出现缺电的现象，这样火电就还能有一些盈利的能力。”任宁浩说，“小型的煤炭中间商不要增加库存，以消化库存为主，签订合同也尽量要以短期合同为主。”
限制进口不如改进技术
另外，在讨论煤炭业萧条的原因时，进口煤数量一直在增长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进口煤去年的进口量为3亿吨，同比增长28.9%，今年1-5月的进口数量为1.32亿吨。这对国内的煤企的确造成了不小的冲击。目前中国进口的大多数是印尼的褐煤，这是一种低热值的煤，相对便宜，对电厂成本的降低有很大的提升作用，这也是其受电厂欢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日前，国家能源局在公布了《商品煤质量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商品煤管理办法》），拟对进口劣质煤进行严格的控制，“以前煤炭进口完全没有门槛，任何人都可以做。”李廷分析称，不一定会按照那个文件，但对煤炭进口采取一定的管理措施的概率很大。
在任宁浩看来，限制进口煤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国内煤炭企业有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但要解决当前行业面临的问题，国家要在环保领域做足文章，采取倒逼机制，让煤炭企业把环境污染问题彻底解决好，而不是单一的限制进口煤。“倒逼机制主要针对环保领域，尤其是火电企业，在运煤的过程中，应该安装一些脱硫脱硝设备，提升或者改善生产工艺，火电企业在这方面的积极性明显不够，这需要国家通过一些严厉的政策去约束和管制。”他解释。
李朝林认为限制进口煤是国家不切实际的想法，“他们想建一个没有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但这怎么可能？”他说，“如果这样，那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完全可以重回计划经济时代，还可以避免浪费。”
李廷主张，煤炭进口可能会效仿铁矿石进口的管理政策，因为在《商品煤管理办法》的征求意见稿里面有提到，要对进口煤炭的贸易公司设立相应的门槛。比如说注册资金达到5000万，且最近三年煤炭进口量累计在100万吨以上。这表明，如果未来某个公司想获得煤炭进口的资质，那5000万和100万吨都是必要条件。
根据有关资料，去年有过煤炭进口记录的企业有800多家，今年1-4月，这一数量下降到了560多家。而从目前的现状看，国内大部分从事进口煤贸易的企业都不能达到这个门槛。
煤炭进口量的持续增加，让作为煤炭生产大省的山西省也沉不住气了。虽然使用进口煤的省份多在沿海，但却影响了山西、陕西、内蒙古的煤炭企业，于是山西省政府指定太原海关研究一下煤炭企业进口的有关政策和事宜，想看看煤炭进口到底要不要管，要怎么管。
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接到这个任务后，太原海关就找了五六家煤炭进口企业过去开座谈会，想让企业谈谈自己的看法。座谈会现场就有两家煤炭企业表示从去年六七月就暂停了煤炭业务，到现在都没有开始做。
进口企业对于《商品煤管理办法》中要求进口煤发热量不得低于4500大卡、硫不得高于1%、灰分小于25%等三项指标的质量要求并不支持。如果按照这个标准，那现在印尼的很多煤都不能进口了，那么这些企业的生意也就没办法做了，但是对于设立贸易商的准入门槛，企业还是比较欢迎的，这样可以减少竞争对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