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年前，22岁的我以研究生新生的身份成为“准北大人”（因为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唯有本科在北大读的才是“北大人”，故我只能自谓“准北大人”）；如今，19岁的儿子杨肯如愿以偿地成为“北大人”。“喜讯传遍祖国，儿子比老子厉害！”朋友的祝贺短信，正好说到了我的心坎上。
杨肯和父亲杨玉圣
杨肯是靠自己的努力而成为“北大人”的。
和90后的不少同辈人一样，杨肯从一开始就是在开放、自由的教育环境中长大的。小时候在北师大实验幼儿园、清华育新实验幼儿园、首都师大育新实验学校，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其间，他还两度赴美，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体验美式幼儿园生活和小学教育。从初中开始，他就一直在北京市朝阳外国语学校就读，因为家住昌平，故平时住校。这意味着他从13岁就开始了准独立的生活。
对于独生子女一代而言，物质的优裕，环境的开放，利弊兼有。对于我们这些独生子女的父母而言，因为缺乏经验，也往往在教育子女方面左右摇摆，举棋不定。在孩子的教育中，既有成功者，也有不甚如意者。我深感欣慰的是，杨肯几乎是在我没有操什么心的情况下成长的。
朝外的教育，相当有个性，以育人为先，既严格，又宽松；除了课堂学习，还有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就学习而言，杨肯各科相对均衡，而且对绘画艺术情有独钟。这一业余爱好，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坚持下来，在之后压力越来越大的高中学习阶段，起了很好的缓解阀的作用。
与我们夫妇都是学文科这一遗传基因以及潜移默化的影响有关，杨肯进入高中后就决意学文科，尤其是对历史、英语、国际关系感兴趣。初中的历史课，学校大都不重视，学生一般也不感兴趣，但杨肯学得有滋有味。凑巧的是，教他历史课的老师是我的学生，在历史课上，杨肯常常和老师像说相声一样，问问答答，旁若无人，自得其乐。
到了高中，杨肯在历史课上独立讲授了北美独立战争、美国内战等专题，据他的同学在毕业留言上讲，和老师相比，杨肯讲课不仅不差，而且还更有趣。这种对历史的兴趣，也体现在平时的看书上，因为我的藏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历史类的著作，所以这方面的书，他读得也最多，几乎把曹德谦老先生写的关于美国人物传记的书都读烂了。罗荣渠先生的《美国历史通论》，杨肯不仅认真读了，而且还写了篇评论，刊登在《世界知识》上，后又收入为祝贺我的老师齐文颖教授八十华诞而编辑的《美国史探研（续编）》文集。跟这种兴趣有关，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杨肯还一度想把历史学填报为第一志愿呢。
可能与不少家长的观念不同，作为家长，我很少在分数上，特别是在名次问题上斤斤计较，更未要求孩子非得考第几。
我一直认为，孩子小时候重在身心发育，以玩为主，否则一味追求分数，考试的重担必然让幼稚的心灵过早承受其本不该承受的重负。与同龄人相比，杨肯也感觉自己所支配的自由时间可能是算多的。他的童年和少年是在几乎没有考试压力的情况下轻松度过的。
读书的种子已然播撒，问题是何时收获。
大概从初中开始，杨肯在课外阅读中就开始读鲁迅、胡适、金庸等前辈以及王小波、贺卫方、陈平原、许章润等名家的作品。进入高中后，又特别关注韩寒，不仅收藏、阅读了韩寒几乎所有的著作，而且还时时关注韩寒的博客，哪怕是在高三最紧张的复习阶段，回家后第一件事也是看韩寒的博客。所以，他读书虽说不少，但逐渐养成判断力，并未掉书袋。
杨肯还有一个优点，即善于和人交往。这一方面和他与人为善、开朗的性格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见的人多有关。从小开始，除了高三阶段，他常常参加我和朋友们的聚会，用少年的眼光，倾听成年人，主要是学者关心的话题。
在同龄人中，相比较而言，杨肯可能是认识当今学者最多的人之一：从年近九旬的来新夏先生、曹德谦先生到八旬上下的江平先生、齐文颖先生、黄安年先生，再到中年一代名家，都有“亲密接触”的机会，因为“见多”而“识广”，这是杨肯与同龄人相比不同的成长经历，也是他的一笔人生财富。
作为一班之长，哪怕是在高中最紧张的学习阶段，对于公益，他也一向乐于承担，任劳任怨，这也是杨肯中学阶段做得很好的一个方面。现在高中文科班的特点之一是“男女比例失调”：女生多，男生少。从同学的毕业留言看，大家相当认同杨肯的班长角色：他不仅被称为“妇女之友”，而且还被认为是“永远的班长”。在特立独行的90后新生代的同学中，能有此评价，是不容易的。
中学时代，尤其是高中阶段，是最美好的青春记忆之一。只是现在的高考和分数，给不少少男少女的这一美好记忆留下了未必快乐的碎片。杨肯是幸福的，他的幸福就在于他的中学生活不完全是在枯燥无味的“分数的牢狱”中度过的，除了课堂学习，还有课外读书，还有画画、养花等业余兴趣，更和老师特别是同学打成一片，主持成年礼，忙中偷闲排演话剧，让班集体成为充满快乐的共同回忆，如此等等，丰富多彩。与单纯的“考试机器人”相比，这种中学生活既充实，又简单，又快乐。
高考前半年，即新年的时候，杨肯参加了“北约”的自主招生考试，但只报了北大、港大。经过两轮面试，被港大文学院录取，但当初报的是法学院而非文学院，录非所报，故决定放弃而待北大。因为高考成绩优异（总分645分，另因北京市优秀学生干部而有20分加分），他无悬念地被北大法学院录取。
考取北大这一结果，固然重要；但为此而努力的过程中学生活，同样美好。（杨玉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