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江说，政治领域的腐败现象，归根结底，是和公权力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有公权力，就有产生腐败的可能；公权力缺乏约束，必然产生腐败。所以，遏制腐败，就必须把权力约束起来。
“但是，我们往往把腐败看成来自外面的腐蚀，把腐败现象归因于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王长江说，“不仅如此，传统理论还有意无意地强化着这样的观念，似乎我们共产党天然与腐败现象绝缘。这就从逻辑上导致一个结论，似乎掌握在剥削阶级手中的权力自然会腐败，而掌握在无产阶级先进政党手中的权力则不可能腐败。”按照这一逻辑，党内出现腐败是偶然的现象，是极少数干部经不住考验，被剥削阶级思想腐蚀而产生的结果。于是，反腐就变得很简单:想方设法对干部加强思想教育，增强他们的党性修养，提高他们用权力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结果如大家所看到的:在物资贫乏、可利用财富有限的计划经济时期，腐败主要以特权形式体现出来，因而尚不明显；一旦进入经济发展的市场经济阶段后，财富总量和可供分配的资源大大增加，腐败现象便显得非常突出。
◆◆◆怎样理解制度
“当然，思想觉悟是需要提高的，但是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要为觉悟的提高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这个环境就是制度。”
提到制度，很多人会问，中国缺乏制度吗？“看见干部在搞不正之风，我们马上提出一条:干部不能搞不正之风，看见干部子女在经商我们马上规定:干部子女不能经商。出台这样一些规定、要求之后就说我们建立了制度。其实要求也好，规定也罢，实际它只是构成制度的要素。”王长江说，制度就是应该把这些要素有机地组合起来。“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比如说一台机器，我们说那台机器的所有零件不叫机器，什么叫机器？机器就是把这些零件有机组合起来能够有效运作，这才叫一台机器，也叫一个系统。”
◆◆◆制度建设任重道远
如何确保权力正确行使，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从国家的角度，已经认识到制度反腐的必要性，有了对权力进行约束的思维。尤其是总书记提出把权力放到制度的笼子里时，一片叫好！”王长江认为，西方国家对权力的约束寻找了一种全方位的思路，给我国提供了很好的启示。一方面是权力对权力的约束。经验表明，应该把权力分成不同的职能，从职能上加以约束。具体说就是把权力分成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区分开来。“我们过去也划分，把权力之中的决策权划分，变成党和政府都决策，那二者决策是什么关系呢？根本说不清。于是就出现相互之间的矛盾、掣肘，这种碎片化的权力划分是不科学的，在思路上要改进。”
另一方面是非权力对权力的约束，我国的缺位更多。“西方由于是多党制，失败的政党就变成天然的反对派。客观上体现了非权力对权力的制约。我们可以通过发展执政党的党内民主，毕竟执政者是少数，让不执政的人对执政的人约束，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力。其次，加强民众对官员的约束。“这些年采取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包括阳光法案、舆论监督，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出现，可以说都对这种约束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除了对权力使用的约束，在受权环节，也要真正加强。王长江说:“现在官员的命运并不真正掌握在老百姓的手里。所以必须建立起官员既要向上负责，又要向下负责的体制。”王长江认为，在今天发展民主，选举民主至关重要。“起码从乡镇级到县级，逐渐落实官员是老百姓或老百姓的代表选出来的，这样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才能确保无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