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内减了校外补，减负年年是焦点，六位全国政协委员接受本报专访——
减负这个结到底怎么解？
受访对象：葛剑平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
史贻云 全国政协委员、海南省政协副主席
罗黎辉 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政协副主席
杨建德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副区长
李向玉 全国政协委员、澳门理工学院院长
汤素兰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我上一届担任政协委员时，学生学业负担过重就是老百姓和委员们口诛笔伐的焦点问题。5年过去了，这个问题依然还是热点！在5年、10年的论争中，一代人很可能就被耽误过去了！”全国政协委员、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儿童文学作家汤素兰忧心地说，即使学校把学生学业负担减下去，校外却又被变本加厉地补上来，学生负担过重现象仍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有效遏止。
学业负担重是社会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葛剑平曾对北京做过专门调研，发现中小学生参加校外辅导学习的情况十分普遍，并且出现低龄化、一对一辅导的趋势。抽样调查显示，87％的中小学生利用课外、周末及假期时间参加校外辅导班，平均每个学生至少参加2个。其中，低年级小学生以文体艺术类培训为主，中高年级学生以语数英学科类辅导为主。中高年级学生参加语、数、英课外提高的人数分别占58%，36%与32%。在知识面、深度区别调查中，70%的学生认为校外辅导知识面更广，52%的学生认为难度更大。在参与校外培训主动性调查中，仅有32%的学生认为是出于自身兴趣，其余68%的学生认为是“家长的需要”。
为什么学生学业负担越减越重？采访中，不少政协委员认为，是现行的中高考考试制度还不足以满足社会的多样化需求所致。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副区长杨建德说：“过于注重学生分数和技巧的招生考试制度，是导致减负始终无法变现的根本原因。”
不过，也有不少委员认为，今天的减负，较之过去，更为复杂，其背后有着更深层的社会原因。葛剑平认为，现在的学生减负，已经与择校、校外培训等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海南省政协副主席、海南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史贻云认为，学生负担减不下去，与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心态相关。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意识里，始终是把上名校和孩子未来的人生幸福等同起来的，并将其作为孩子人生成功的唯一标志。
“学生负担重，其实还是老百姓期待上好学的客观需求所致，而这种需求是由城乡差别和两极分化过大造成的。也就是说，人们对于社会两极分化和城乡差别所衍生的焦虑感直接传导到教育上。”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罗黎辉说，这是中国社会发展到目前阶段的必然产物。
根除病灶不能只靠考试制度改革
在择校热的背景下，现行考试制度和校外培训似乎成了阻碍学生减负的最大变量。“不改革现行考试制度，不但择校问题无法解决，学生负担还会继续加重。”杨建德委员认为，在分数至上的考试制度框架之下，一个孩子从小学到高中12年的辛苦学习，如果受生病或临场发挥等突发因素影响，就可能被挡在他梦想的学校之外。在这种客观现实下，望子成龙的家长们能做的，只有花费巨大的财力、物力，送孩子补习，以尽可能地提高分数，而无法注重孩子其他方面素质的培养。
全国政协委员、澳门理工学院院长李向玉这几年一直在关注内地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学业负担过重并非中国大陆独有的现象，整个大中华区甚至欧美国家的华人区，以及日本、韩国等东南亚国家，也广泛存在。这说明即便单纯通过改革考试制度调整变量，也只能部分缓解‘症状’，还是无法根除‘病灶’。”
“有些人认为只要用行政手段把校外培训治下去，把择校热的温度降下去，改变考试制度，学生负担就立即会减下去，这种想法其实是走入了误区。”罗黎辉委员认为，不论择校热还是校外培训热，都是社会的客观需求，政府可用行政手段治理校内外补习，但老百姓的需求依然存在。
“学生负担重与考试制度并无必然联系。”罗黎辉说，如果把中高考比喻成一部电梯内的服务生，电梯外假如只有几个人等候，服务生不论安排谁先进入电梯，电梯里都不会觉得拥挤。但如果电梯外有10万人等候，任凭服务生设计多么好的程序，电梯内的拥挤状况也无法改变，考试制度改革只能解决人满为患的时候谁先上电梯的问题，而无法解决需求问题。只要进与不进电梯就意味着人的命运存在巨大差异，择校、学生负担重的问题就无法得到根治，“这也是中国目前阶段无法逾越的一个阶段性矛盾”。
解决减负更需要推进社会综合改革
减负、择校问题不是孤立的教育问题，而是我国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经济、教育等诸多方面相互作用的结果，具有客观性和不可避免性。葛剑平委员认为，虽然择校在不同国家、不同教育制度模式下有着不尽相同的阶层选择需求，但择校的潜在目标都是优质学校有着更好的教育利益回报、更好的升学机会和未来更高的职业利益期望。
葛剑平说，解决减负以及减负背后的择校问题，不能完全寄望于教育自身的修复功能，更需要推进社会的综合改革，需要从体制机制上改革创新，均衡配置教育资源，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逐步取消等级学校，才能促进教育公平、持续、均衡发展。
“减负牵动全社会，关乎一代人的创新精神培养、身心健康，更关乎一个国家未来的综合竞争力。在外部改革无法推进的当下，教育部门可先根据不同年龄段、学段的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认知状况、智力发展水平，科学制定课程教学、考试大纲，引导学校科学编排课时，引导社会给孩子减负。”李向玉认为，政府还可以根据社会需求，推进优质教育的均衡发展，尽可能扩大学位。
“改革高考制度，虽不是根本性‘解药’，但可以起到辅助作用。包括减负、择校以及目前存在的众多教育热点难点问题，背后的根源，还是中国社会的二元体制所造成的城乡差别、区域差别和两极分化。”罗黎辉说，“要彻底解决减负问题，迫切需要国家以新型城镇化为发展契机，以一元思维，打破户籍管理、法规政策、投入、行政审批、管理运作等与政府行政管理相关的城乡壁垒，规划和布局城乡一体化的教育资源，从根本上将城乡‘二轨’体制变为‘一轨’。”
与罗黎辉委员的观点相似，史贻云委员认为，新型城镇化和教育经费实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是解决当前减负、随迁子女就学等教育问题的最佳机遇，国家应以新型城镇化为抓手、以城市为参照，因地制宜地布局好新城镇地区的教育、交通、医疗、通讯等公共服务资源，将数以亿计涌入大城市的流动人口就近“消化”在新城镇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