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北京5月3日电 (记者傅立波)“铬超标胶囊”事件造成的社会影响正在趋于平息。但是，公众对一些问题尚心存疑惑，比如说，食品药品安全事件为何扎堆出现？其频发的根源何在？如何有效破解？对此，人民网记者今日专访了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讲师胡颖廉博士。记者：近年来，我国的食品药品安全事件为何“扎堆”出现？胡颖廉：当前，在剧烈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中，我国正处于食品药品安全事件的“易发期”。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实现的快速发展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走完的历程。因此，西方国家在不同时期渐次出现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在我国是集中、突出地暴露。目前，我们不仅有商家出于逐利目的带来的假劣食品药品问题，还得应对大工业生产和现代风险社会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如转基因食品和创制新药的未知副作用。可见，我国的食品药品安全处于各类问题并存、矛盾交织和风险聚集的阶段。形象地说，发达国家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是分阶段出现的，我们则是“扎堆”出现的。记者：欧美发达国家的食品药品安全经历了哪些阶段？胡颖廉：近现代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美国等发达国家面临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迁。 第一个阶段是“劣质食品药品时代”。20世纪初，由于市场机制失灵和政府监管不力，西方国家市场上充斥着食品药品掺假、假冒和虚假标签等情况，不法商家的行径严重威胁人们的健康乃至生命安全。当时美国著名的“扒粪”作家辛克莱尔所著的《屠场》一书，便是这些现象的生动写照，其揭露了芝加哥一家肉联厂极度糟糕的卫生条件，“死老鼠肉被当做猪肉做成香肠，得了肺结核的工人随地吐痰，肉酱随意堆砌在肮脏的墙角……该书出版后引起很大轰动，当年美国国内肉制品销售量就急剧下降，欧洲也削减了一半从美国进口的肉制品，美国畜牧业呈现颓废状态。美国国会不得不于1906年颁布《清洁食品和药品法》，并成立新的食品药品监管机构，授权其以公权力约束商家的不端行为。 第二个阶段是“化学食品药品时代”。到了20世纪中叶，居民生活方式转型升级，人们不但要求食品“好吃、好看、好闻”，而且对食品的方便性和易储存性也提出更高的需求。于是，厂商在农产品种养殖和食品生产加工中大量使用农药和添加剂，给食品安全带来隐患。与此同时，大工业“批量生产”的特质极大增加了药品安全隐患。例如1937年美国磺胺酏剂事件导致107人死亡，上世纪50年代的氯霉素事件使全球1000多人丧生，而60年代发生在欧洲的反应停事件致使1.2万新生儿患有“海豹肢畸形”。各发达国家不得不重构监管体系，总的思路是赋予监管机构以更加强有力的行政权力，以应对日益增长的食品药品风险。 第三个阶段是“新型食品药品时代”。20世纪末，由于生物技术高速进步，转基因食品大量涌现，其被大量用于牲畜饲料，并迅速占领人们的餐桌，尤其是快餐和方便食品。另外，随着疑难杂症的增多，病人对药品疗效的需求日益提升，新特药的层出不穷，给安全合理用药带来挑战。不论是转基因食品抑或生物制品，如新型流感疫苗，其长期安全有效性尚不可知。因此，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实际上成为一种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对未来的预判，潜在风险和监管难度随之加大。 直到今天，发达国家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如欧洲的“疯牛病”和“口蹄疫”事件就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恐慌，美国默沙东公司的“万络事件”则让全球数千万人受害。
记者：食品药品安全事件频发的根源是什么？胡颖廉：食品药品安全事件频发的根源，归纳起来有两点：一是产业素质不高；二是消费结构不合理。与其说它是个监管问题，还不如说是社会和经济命题。 首先，产业素质不高迫使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者为降低成本从事违法违规行为。近年来，我国食品产业发展迅速，但同时存在，准入门槛低，食品企业数量多、规模小、分布散、集约化程度低，自身质量安全管理能力不足。据国务院食安办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目前有食品生产加工单位44.8万家，其中80%为10人以下的小企业、小作坊；食品经营主体约323万家，有证餐饮单位约210万家，无证照的小作坊、小摊贩和小餐饮更是难以计数。 农业生产更为分散，种植养殖环节还主要依靠2亿多农民散户生产，监管难度可想而知。药品领域也类似，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在发展型地方主义的逻辑下，争相上马药厂和药品集贸市场，形成“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区域性医药产业布局。加之产业政策缺失等原因，我国药品企业也呈现 “多、小、散、低”等问题。据统计，我国目前有药品生产企业（含中药饮片和医用氧生产企业）6913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12591家；药品批发企业1.3万家，药品零售企业和门店经营企业34.1万家；农村共有药品供应网点55.4万个，分布极为分散。 过度竞争和重复建设，这是我国食品药品安全基础薄弱的最大制约因素。现实中，制药企业价格杀价愈演愈烈，许多企业面临“卖针剂不如卖矿泉水”的尴尬境地。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制药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求得生存而违法违规操作，带来不容忽视的药品安全隐患。另一个例子就是最近发生的“铬超标胶囊”事件，已经检测出胶囊重金属铬超标的各类药品，全部都是低价普药。 其次，消费结构不合理给低质量食品药品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国际经验表明，当一国恩格尔系数处于50%以上时，消费结构为生存型，政府将食品和医药产业作为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福利事业牢牢控制，食品药品安全事件不易发生；当系数在40%至50%之间时，消费结构从生存型转向发展型，政府监管体制改革滞后于产业的高速扩张，食品药品安全事件呈高发态势；而当系数低于40%时，消费结构趋于稳定，监管体制机制趋于完善，食品药品安全事件的发生亦趋于平缓。 当前，我国许多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恩格尔系数在40%至50%之间，人们尚未高度重视食品药品质量安全，客观上给低质量食品药品提供了生存空间。在不合理的消费结构下，企业很难通过品牌和质量来获取高额利润，不得不采取低质低价竞争的策略吸引消费者，用大量广告和销售代表来推销产品，进而导致我国食品药品企业面临“长不大也死不掉”的困境。可以说，低端市场的广泛存在诱发企业机会主义行为，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也就陷入“防不胜防”的境地。 “城里有城里的货，农村有农村的货”。许多农村居民购买预包装食品根本不看品牌和保质期，只要能买得起、吃着香就行，从而出现“问题食品”专供农村的现象。
记者：如何有效破解当前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 胡颖廉：应当说，在经济转型和社会转轨的背景下，我国食品药品安全已超出了政府监管的范畴，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我认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破解当前我国食品药品难题的必由之路。 一是扩展主体，人民群众的食品药品安全，就应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来共同治理，实现“共治共享”。要把“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延伸到食品药品安全工作中，让“企业更负责，民众更理性，媒体更客观，专家更准确，政府更有力”。首先，在全社会加大诚信教育宣传力度，要让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者意识到自己也是消费者，不安全食品药品最终将损害每个人利益，尤其要杜绝“人人造假、人人受害”的局面出现；其次，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建立健全食品药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完善乡镇食品药品安全协管员和村级食品药品安全信息员队伍。聘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工作者、社区管理者等社会公众人士参与食品药品安全监督。同时，探索“食品药品安全义工队”，发动大学生走进社区、农村、工矿宣传食品药品安全知识，营造人人关心、人人维护食品药品安全的良好氛围；再次，树立食品药品科研工作者的价值取向，在研究开发中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原则。 二是下沉重心，把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纳入社区建设和管理，夯实基层。第一，教育重点人群，号召中小学生自觉抵制学校周边的“五毛钱”食品，引导家庭主妇选购正规农贸市场和大型超市的农副产品，教育慢性病患者选购正规渠道的药品，把住食品药品的最后关口。第二、关注特殊群体，尤其要关注低收入群体和流动人口的食品药品安全，加大价格补贴和食品安全知识普及力度，加大各类医疗保障的药品报销力度，让劣质食品药品没有市场；第三、整治关键区域，城中村、城乡结合部是食品药品违法犯罪易发多发地带，必须充分调动监管执法资源，严格规范这些地区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摊贩以及私人诊所、单体药店的行为，让违法违规者没有藏身之处。 三是创新手段，在强化已有行政和技术监督手段的基础上，积极运用经济、法律、道德等手段。一是将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与相关产业发展的目标有机结合，例如以“新医改”为契机，推动医药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政府倾斜支持区域性大药厂，通过对注册资金、主要负责人资质、产量和拥有新药批准文号的限制，淘汰中小药品生产企业，优化制药产业结构，从根本上提升药品安全保障水平。二是地方各级政府依托现行体制，形成“勤协调、快补位、有兜底”的监管工作机制。可考虑将“食品药品安全控制指标体系”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将地方政府负总责的制度安排落到实处。三是考虑加强对食品药品从业者的教育培训。将质量法律法规和食品药品安全事故案例作为主要内容，对企业负责人进行培训，使其牢记法定质量责任和义务。对于质量检验人员，则重点培训检验知识和操作技能，从而增强其药品质量安全意识。（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