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客徐天（化名）乘坐出租车时，被隐藏在车里的针头扎伤。经检验，针头内残留液体中，HIV抗体为阳性。徐天开始吃阻断性药物，也开始了一个“假性艾滋病”患者的生活。短短3个月，他失去了工作和女友，变得消极、压抑，体会了艾滋病人的一切痛苦。尽管最终结果，他没有被感染艾滋病毒，但这段奇异的旅程带来的影响，似乎不那么容易消除。何时结束，还未可知。
■记者探访
90天的碎片式生活
最苦是等待
“走在北京的路上，我就像个过街老鼠，所有人都在看我。”
徐天的生活被一支针管扎成了碎片。从8月22日，第一次检测出针头上HIV抗体为阳性，到11月22日，最终检测结果证明徐天未感染艾滋病毒。3个月，90多天，徐天的生活轨迹不再是线性的，而是一个个片段。他能做的就是等待结果。
徐天第一次向多家媒体一起讲述事件原委的时候，是在他从海淀区东升派出所做完笔录出来。虽然不是第一次讲 ，但仍然越说越激动。看见有人举起相机，立马用手挡住，不让拍。讲着讲着，他猛地一回头，发现摄像机正对着他的背影。他抬手指着摄像机阻止，眼里冒着红。
徐天挺害怕。记者走进他的小屋，第一感觉就是“整齐干净”。可徐天说，他已经两个多月没有收拾过房间了。之所以整齐，也是因为这两个多月里他也没移动过什么东西。
“害怕。”徐天说，他晚上害怕得睡不着觉。屋外的灯是声控的，晚上只要有人回来，一跺脚开灯，他就吓一跳。直到凌晨两点以后，“没人了，踏实了。”
“感觉在等着审判。”虽然针扎在腿上，但好像扎在徐天脸上一样。他不敢出门。刚吃药那几天，门一锁，关上灯，拉上窗帘，就在屋里待着，什么也不干。
“自己像流浪狗似的，哪也不敢去，走哪都觉得别人在看我。9月份我回了趟老家，坐在车上，我感觉所有人都在看我，我必须小心、谨慎，而且假装无所谓。神经高度集中。”“小心”、“谨慎”、“假装无所谓”这几个词，徐天说得咬牙切齿。
徐天回忆，他乘坐长途车回老家，在车上，“有个小孩一直看我，看得我发毛，我拿着衣服蒙上脸。小孩哇一下哭了，他父母过来质问我，你刚才干什么了？”
“走在北京的路上，我就像个过街老鼠，所有人都在看我。”徐天默默地说，“我有病，我被扎了。”
家附近有条河，那些日子，等天黑了，徐天就跑到河边去，琢磨。他想得最多的就是，“这个要人命，全世界，美国、英国都没辙的。”
徐天接着问记者：“你知道世界上最痛苦的是什么吗？你知道吗？”他说：“我可以告诉你，世界上最大的痛苦是等待。”沉默。他呷了一口啤酒，不再讲述他的恐惧。
理解女朋友
“即使现在没事了，也不可能再和好了。爱情不是祈求和要饭。”
徐天挺伤心。房顶上，挂着一串零零碎碎的小玩意。有草帽、铃铛、祈福牌，最下面是一个小牛布偶。徐天说，这是他出差去的四个地方，给女朋友买的不同的礼物。小牛布偶，就是这次去南京买的。
“楠楠（化名）就因为这事跟我分手了。”徐天说，后来他倒是见过她一次，是自己偷偷去看了一眼。
徐天的女朋友比他小4岁，也是在北京工作的东北人。在徐天眼里，楠楠非常漂亮，个子很高，眼睛大大的，睫毛长长的，“就像楼兰新娘似的。”
徐天和女友谈了三个多月的恋爱，“我觉得我对她挺好的。她上班包里的零食没断过，但她从来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放的。”
对于女友的选择，徐天痛苦过。他曾经借酒消愁，“我是人，我们曾经一起甜蜜过，一起快乐过，怎么可能说忘就忘，我理解不了。但别人跟我说，‘这是社会，这是物质的天下。你，忍着吧！’”即使是回忆，这也是徐天在跟记者的交流中，最激动的一次。
徐天说，他理解、尊重女友的选择。“我完全接受。”徐天很明白，“遇上这事，没的选择。要是你，你第一想法也是，他会不会传染我。”
在最关键的时刻，在徐天最需要陪伴的时刻，女友离开了他。这让徐天耿耿于怀，“即使现在没事了，也不可能再和好了。爱情不是祈求和要饭。”
徐天的状态很压抑，说话断断续续，欲言又止。“是不是太憋着了？”“你让她回来。”他指了一下挂着的小牛布偶。
徐天挺郁闷。他的屋里摆着一张他和妈妈、妹妹的合影。照片上的徐天，一看就是个愣头愣脑的小伙子。“那天我过18岁生日。”徐天说，18岁之后，他就走出了哈尔滨老家，漂泊在外。他拿着相框，抹了抹上面的尘土，看了半天。
9月份，徐天回家了。阔别家乡10余年，游子归家，却带着阻断艾滋病毒的药物。“我回家住了21天，不敢告诉父母和妹妹。”徐天说，怕他们知道，但是父母还是怀疑他出事了。因为他在家一天一天不吃饭。“你想减肥吗？吃这个药，可以5天不吃饭，根本没食欲。”徐天服用的阻断药物，具有很强的副作用，让他头晕、恶心、没有食欲，整天昏昏沉沉。
“是不是也不敢和他们一起吃饭，怕传染？”记者问徐天，徐天耷拉着眼皮，点了点头。
“我4岁前生活在农村。我们家老房子后院种了好多菜，茄子、韭菜、白菜，什么都有。那些日子，我就趴在菜地里写遗书。”
本应该高兴
“我现在很想回家。可回去之后，我怎么面对？”
药物只需吃一个月，总算不用再吃了，但徐天的胃口一点也没好起来。回到北京后，徐天继续接受每个月的检查。终于等到最终的检查结果。结果是好的，徐天幸运地没有被感染艾滋病。别人都觉得，没事了，都过去了，应该高兴啊。但徐天已经没有心思工作，提不起精神生活。他依旧过着每天两三点才能睡着、只睡两三个小时、一天不怎么吃东西的日子。
徐天说，有个节目采访一个因母婴传播，感染艾滋病的13岁小孩，节目最后，主持人问：“你现在最想干什么？”小孩回答：“我想妈妈。”徐天说：“我现在很想回家。”
“可回去之后，我怎么面对？”
徐天很难熬。仍需等待，“心里有个结，总憋着。”徐天现在和出租车公司打官司，“哪有那么容易，只能在家等消息。”
徐天的纪念日，不是谁的生日，不是什么节庆，而是8月22日。写字台上摆着一块玻璃牌，用荧光色的笔写着“8月22日”。那是扎伤徐天的针管中的液体被确定为携带艾滋病毒的日子。
为此，徐天的整个人生都被记录在案。徐天说，市刑侦总队记录了他的手纹、脚纹，为的是第一时间排除他的作案嫌疑。他去南京出差的记录也被调来了，还有他所描述的乘坐出租车的路线，每个地方的监控录像都被调出来了。
8月21日晚上，他走出北京南站，正对着摄像头抽了根烟。
■关于起诉
起诉费上万，没钱打官司
徐天向法院递交了起诉书，将出租车司机和其所属的出租车公司告上了法庭。
徐天说，前些日子，他去法院看进展，遇上了司机和出租车公司经理。
前几天，有媒体报道，徐天在等待检测结果的三个月中，体重下降20斤。徐天说，他和司机打招呼，没想到司机见他的第一句话就说：“你没瘦20斤啊。”对此，徐天哭笑不得。让他生气的是，经理说：“别跟我说话啊，有话到法庭上讲。”
徐天的起诉书在10月29日就已经递交法庭。“我一个人身单力薄，目前的状态也不适合打官司，而且我也没钱。”徐天找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律师告诉他，起诉费要1万元。
“我家里刚买完房，父亲又动手术。我也没想到经济上会有这么窘迫的状态，而且又离职了，拿不出这么多钱。我就希望引起你们的关注和帮助。”徐天对律师说。
听完整个事件的过程，律师事务所向徐天收取了100元费用。“为什么接这个官司，第一，我也是打车的；第二，这是北京首都公共交通安全的问题。案子我接了，免费不可能，你给我100块钱吧。”
徐天目前的药费和检测费用都是自己垫付的。事发出租车上，没有监控摄像头。徐天曾找过出租车公司，但公司表示，无法判断针头的来源，怎么承担责任，这种事还是第一次遇到，没有办法可循。
■记者手记
“快来采访，我怕反悔”
和徐天的沟通十分不顺畅。徐天曾几次反悔，拒绝采访。最后一次，在他再一次拒绝采访一个多小时后，徐天打来电话说：“你下午过来吧，最好快点，我怕……我反悔。”他仍旧小心、谨慎，精神高度集中。
每次说话之前，徐天大多会沉默十几秒钟，似乎是要想一想。他的语速很慢，也偶有激动的时候。徐天对记者说：“你是有目的来的，我不喜欢。”直到最后，徐天突然问记者：“真心话对你有多大价值？”
但徐天也知道，他需要关注和帮助。差点感染艾滋病，这件事没轮到谁头上，谁都不会了解艾滋病的可怕以及它对人精神上的摧残和折磨。
徐天以一个艾滋病人的姿态生活了3个月，人的恐惧、孤独、自卑、无助都被放大了。如果他再面对一个真正的艾滋病人，会不会刻意不去注视他，怕他以为自己被别人歧视；会不会主动握握他的手，怕他胆怯认为别人都厌弃他……会不会比我们做得都好。
采访结束，已经是傍晚。徐天热了些饭菜，还有馒头。他吹了一下馒头上的热气，停下来，对记者说：“我现在很健康。”然后才继续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