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中国首部《社会心态蓝皮书》主编王俊秀博士：
早报记者 卢雁
“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陌生人也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建筑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投资……”
这是美国知名学者弗里德曼关于“陌生人社会”的一段经典描述。而中国社会也“正在由传统的、乡村社会的‘熟人社会’逐渐演变为‘陌生人社会’”，社科院在今年发布的中国首个《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如此描述。
从过去的“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首先是一种进步。这意味着经济规模扩大、人员流动性增强、公共服务的社会化程度提高。到2010年底，全国常住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已有20多个，其中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人口已达2000多万。
而《社会心态蓝皮书：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也指出，进入陌生人社会后，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信任困境”。该蓝皮书主编、主要撰稿人——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博士、副研究员王俊秀昨日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当前社会陷入了“信任困境”，“人际信任和机构信任整个不乐观，我们的调查结果是刚够及格水平。”
该蓝皮书课题组2010年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的社会信任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三市社会信任总体得分仅为62.9分，到了信任的底线，即“低度信任”的最下限。“市民的特殊信任程度高，而普遍信任程度低，不适应以生人为主的工商社会生活，也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制度、规则、机构等的信任和对契约、规范等的遵从。” 王俊秀认为。
人民日报今年9月在一篇《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的文章中也指出，在陌生人社会，互不信任增加了社会运行的成本，也让人的情绪变得负面。一方面对陌生人处处提防，认为这是让自己利益免受伤害的必要方式，另一方面抱怨“人性冷漠”；一方面指责他人“麻木不仁”，另一方面又提醒亲人朋友遇事少“出头”。这种纠结也提示，在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重构社会信任这一课题。
温家宝总理今年4月也曾在一次讲话中，就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事件，痛心疾首地指出：“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
从几年前的“彭宇案”，到今年的“许云鹤案”，再到这几日的佛山“小悦悦”事件，社会舆论再次将“信任危机”、“道德滑坡”推上风口浪尖，不过，尽管王俊秀认为“现在还看不到有什么特别有效的办法去解决”，但他不认为社会信任问题已经恶化到了危机的程度。
人民日报文章也认为，“陌生人社会”并不必然伴随着冷漠。该文称，如果说在“熟人社会”，日常生活更多地可以通过道德来实现自律和他律，那么在陌生人社会中，彼此不熟悉、人员流动性强等因素会削弱道德的他律作用。当完全陌生的两个人相处并涉及种种复杂的利益时，道德是否缺席是谁也拿不准的事。核心的任务当是树立起法制的权威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让人们对法律“惩恶扬善”的功能有信心，进而自觉按照规则和公共精神办事。
王俊秀持类似观点，他认为，解决社会信任困境的前景，是从制度上去约束公权力和机构，“如果公权力能够起到中介的作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就会培养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