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离婚调解今昔
今年2月，北京市民政局公布了去年北京婚姻状况的统计数字——2011年，全北京共办理结婚登记173657对、离婚登记32998对。可根据北京地方志《民政志》记载，从新中国成立至1987年，全北京这近40年结婚者数百万对，离婚数量却仅有3.5万对。“调解？如果不是主动来找我们，我们已经很难掺乎现代夫妻的事情了。时代不同了，当年离婚，从工厂到居委会，都会出面劝解。”右安门街道办事处司法所的工作人员说。面对今日如此之高的离婚量，为什么没有人去调解了？曾经那些听两口子吵架顺带手就给评理的“好事儿大妈”们，怎么会都消失了？
宁拆十座庙 不破一桩婚
“坏事”传千里 “……那个时候，想离婚那简直不可能，要是让单位工会知道你有这想法，工会就得告诉妇联，妇联没准还得告诉居委会。天天一帮人往家里跑，除了工会、妇联，居委会，甚至计划生育的人，都会来找你聊，那个时候叫做‘做工作’。不过今天想起来，不过是鸡毛蒜皮，没离婚是对的。”年近花甲的李大叔说。李大叔当时工作在右安门外的一家汽车机械工厂。1981年，他与右安门外关厢附近居住的一位姑娘结识，最终二人结婚，并居住在右安门内的父母家。“那个时候，结婚需要厂子开介绍信。”年底，两人有了孩子。在女儿四岁的时候，由于家庭矛盾，李大叔萌发了离婚的念头。“年轻的时候，有些问题想不明白，现在说起来，其实就是婆媳不和而已。”其实他并没有向“组织”提出离婚的要求，只是把自己的想法跟同事们瞎聊过一些，并且自己草拟过一份“离婚协议书”。然而在那个年代，“离婚”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想法上这是不能接受的事情”，于是，坏事传千里，“当时虽然知道离婚挺麻烦，但没想到真有这么麻烦。”厂里人事科的人首先找到他了解情况，“我没好意思说真要离婚，就是说偶尔吵架。”几天之后，厂里工会的人在上班时间就来到了他的家里，向李大叔的母亲了解了情况。“我妈没什么文化，跟人家说了很多对儿媳妇不满意的话，这是后来工厂妇联的人告诉我的。”“多亏没离婚” 虽然离婚的想法在脑子中一直没有散去，但这么多人来“游说”，让李大叔不得不暂时放下了这个想法。1986年，生活迎来了转机——工厂分房，李大叔在右安门外西二条分到了一间小平房。两口子带着上幼儿园的孩子，离开了老人单过，“发现其实也没什么问题了，媳妇周末也跟我回家看我妈。”日子一天天过去，小李上了小学，后来上中学、上大学，都挺顺利，而李大叔从而立之年，逐渐经历了不惑。“四十不惑，古人这话真是对，现在明白了，其实不过是一点儿家里的鸡毛蒜皮，婆媳在一块儿，能踏实过日子的肯定是极少数。”如今李大叔一家其乐融融，退休后的大叔已经把照顾老母当成了新的工作，而李婶也不时代替大叔忙活着。虽然婆媳之间早年曾经吵架，且任何一方都没有道过歉，“一家人，较那个真干啥呢？”然而说起那次“离婚失败”，李大叔还是颇为感慨。“当时看来那些离婚的理由，都是年轻，冲动了。如果那个时候离婚了，我的房子恐怕分不到，闺女也会变成单亲家庭。而且那个时候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普及了，当时要是离了，现在闺女得两边照看老人，哪忙得过来啊。老了，越来越知道两口子过日子不容易。”不涉外遇就成 “那个时候离婚确实很难，你要是让人家知道你想离婚，多少人得过来找你麻烦，非让你离不成，不得已放弃离婚的想法。”今年80岁的时丽霞老太太，上世纪90年代曾经是“北京第二传染病医院”家属委员会的成员，那个时候的家委会，有一个由几位中老年妇女组成的组织，大概是叫做“家庭纠纷调解委员会”。这个组织的任务，无非就是调解家庭矛盾纠纷——其中夫妻矛盾无疑是最主要的事情。“都不用单位工会发话，邻居们听说有两口子打架比较厉害的，就会主动上门，给两口子劝架呗。当然是往好了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嘛。”几个当时的中老年妇女无疑都是主力，去往家属楼的各个“家庭战场”，“大多是一些小事儿，婆媳不和并不多，因为职工到了年头大都能分到房子。有些夫妻是因为钱闹别扭，有些夫妻是因为干家务。”至于劝和了多少对夫妻，时老太太已经记不清了。“有几次，我们都进了屋子了，两口子还在吵闹甚至动手。我们拉开架，分别做双方的工作，从没有人说我们多管闲事。夫妻也都明白，我们是一番好意。”在老人们的心里，大多认为只要不是找了“小三儿”、“家暴”，两口子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当时的夫妻矛盾，确实不像今天那么复杂，“那个时候出轨的太少了，要是被邻居们知道有这种事情，肯定会被议论纷纷的，于是人家可能悄无声息就离婚了。真遇到这种事情，如果是男的出了问题，我们可能还会劝劝，或者上门，或者找男人的好朋友说说他。如果是女的出问题，那我们可能就没法劝了。”
女儿要离婚 母亲很支持
为母治病引分歧 2006年，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小付姑娘，与自己的一位同学结婚。男方家里给买了房子。两年之后的2008年，他们离婚了。小付说，离婚的想法早在结婚没几个月后就已经萌发，“其实谈恋爱的时候，就很多次差点分手。”结婚之前，小付的单亲母亲被查出癌症复发。虽然病情不算轻，但并没有到完全无法医治的地步，小付毅然辞职，留在身边照顾自己的妈妈。“小时候，我爸妈就离婚了，爸爸外面有人了。”当时小付的男朋友在一家银行工作，大致属于“中层管理人员”，而此前小付在一家杂志社任美术编辑。“妈妈要用很多自费药，我当时一个月有不到4千块钱收入，他跟我说，他一个月收入是4千多，我当时没有怀疑过。”小付辞职后，妈妈的收入和积蓄基本上都用于治病，而两口子过日子则要指望着男朋友也就是后来的丈夫的收入。“我俩钱一直分着，并不是有意这样做，而是没想到他会在这上面骗我。”偶然的机会，小付知道了丈夫除了一张工资卡外，还有另外一张银行卡，里面的积蓄上班短短两年时间已经有了6位数。“我让他拿出一些给妈妈治病，将来妈妈会用退休金还给他，但他拒绝了，而且理由居然是‘我妈说治病不能花咱俩的钱’。”这句话对于小付来说，“晴天霹雳，太意外了。我开始觉得，当初糊里糊涂嫁给他，这就是冲动。”随即小付重新开始上班，并且搬回了母亲的家里。几个月后，双方离婚，“我没有要求分财产，我不缺他那些钱。”不到一年时间，小付的母亲已经康复出院，而她的前夫，也已组成了新的家庭。“这样的男人太自私” “我妈妈跟我说过，治病不能花我自己的钱，只要花她的积蓄和退休金就行了。可是，现在很多好药都是自费，而且很贵，我妈妈孤单了半辈子，我想让她好好活着。”小付说。而小付前夫承认，给前丈母娘治病不能花掉太多自己的钱，“这是我和我妈商量过的。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我考虑的是我们将来的生活。”对于更多问题，他表示“过去的事儿了，别再提了。”小付一直不敢让自己的妈妈知道离婚的想法，而妈妈也多次问起，为何女儿不住在丈夫身边，且女婿长久不来看望自己。“我跟妈妈说，我想离婚了，妈妈什么都没说，躺在病床上哭了一会儿，对我说：‘孩子，你想怎么做，妈妈都支持你。’”第二天，二人就到婚姻登记处办理了离婚手续。“我们打算离婚的事情，很多人都知道，我和他的一些朋友，都知道这里面的原因。只有少数人跟我建议，最好还是找找解决办法，实在不行再离婚，更多朋友听说了这样的事情，都直接跟我说，别跟他过了，这样的男人太自私。”
外人壁上观 家人推波澜
外人不便插手“隐私” 在右安门街道办事处下辖的永乐居小区居委会，记者打听了一番，如今这里确实已经没有专设的家庭矛盾调解机构。“许多年前就没有了，”工作人员说，“现在的小年轻谁还原意把自己的私事告诉不认识的人啊，这些我特能理解。”至于为何无人“主动参与调解”，工作人员回忆，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人们思想越来越“开放”，婚姻作为家庭的纽带，也越来越“松弛”，那个时候，离婚已经不是新鲜事。随着2003年国务院颁布《婚姻登记条例》，停止了申请结婚、离婚当事人向民政部门提供介绍信的要求，一些离婚的事情，只是在完结后才由民政部门将数据反馈回街道和居委会。“直到现在，我们都有工作人员，负责处理小区里面的矛盾纠纷。但主要的都是邻里关系，离婚这事情，我们掺乎不进去啊。”居委会工作人员回忆，其实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人们的意识中，已经明白了“离婚”只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作为居民管理部门，“如果居民有调解家庭纠纷的要求，居委会是肯定不会不管的。我印象里，这些年有过几次，大都是妻子来找居委会寻求帮助，有一些有关于家庭暴力，有些则是咨询双方离婚后如何分财产。这两年，已经没有两口子打架，来求助居委会调解的了，即使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事情，现在讲究尊重人们的隐私权，我们不了解真正的原因，怎么好去插手呢？”父母发挥“负面作用” 严格来说，几乎所有的“离婚”，也并不是没有人掺乎——双方的父母，大多数时候都会在孩子离婚前知道这件事情。右安门街道办事处的司法所，工作人员要做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给前来咨询法律问题的市民们一个答案。“工作中我们发现，可以这么说，现在的两口子，不是闹到离婚之后分财产的地步，都不会来找我们。”“我们有一个感觉，现在的父母跟过去不一样了。以前的父母知道儿女家庭两口子吵架，大多会说自己的孩子不好。可是现在，有些来替孩子咨询分财产问题的父母，跟我们叨唠的都是对方如何如何不好，说白了就是护犊子。来询问离婚，其实就是想知道，要怎么做才能保护好自己孩子的利益。”法官：尽可能调解 朝阳法院的法官俞里江回忆，这些年来，离婚案件的关注点，确实有着一个明显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提出财产分割问题的，并不算多，那个时候主要关心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是否真的要离婚，另一个就是离婚之后，孩子究竟判给谁。”随着社会发展，如今很多人有车有房，还有一些特殊财产如股票债券，“现在打官司，如何分割财产这个问题，已经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了。”还是那句话，“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站在法律与公正的立场上，法官如何看待这句话呢？“我觉得，这种维系家庭的意识，对于法官处理离婚案件，还是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至少在上世纪90年代，“法院在接到离婚案子的时候，还要到双方的工作单位了解情况，看看是否有调解的可能。”“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稳定和谐，一定程度上是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础。”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也确实应该去尽量维护家庭的稳定，慎重处理离婚案件。”现在的离婚量已远非上世纪90年代可比，虽然单位等部门已不太可能干涉两口子离婚的事情，“比如说，一方想离婚，另一方不想，那么我们还是要尽可能地调解一下。也确实是有这样的案例，双方经过调解后，决定回家再过过日子试试看。”专家：凭什么干预 “说白了就是两口子的事情，为什么你个外人来干预？这是非常可笑的。”谈起外人对离婚的干预，中科院心理所的尹文刚教授说，“我们今天不再干预，这正是思想不再禁锢的表现。”看似“一番好意”的离婚调解，如今消失，“这是很正常的，人们现在懂得了尊重人格，社会进步了。现在知道了，我在你单位工作，你只是我的同事，你不该干涉我的家庭生活。”如果离婚的人，主动打算接受心理上的调解，“那么，调解的人应该先去了解双方的情况，如果是一方不想离婚，那么调解者也不应该插手两个人的事情。你调解了离婚，满足了其中一方的愿望，另一方却可能一辈子生活得很痛苦，还可能引起自杀、自残等等更多的社会问题呢。”三次离婚高峰 据北京地方志《民政志》记载，新中国成立至1984年，全市共办理结婚登记205万对，离婚登记1．8万对；1985年至1987年登记结婚674857对，登记离婚17332对。其间出现过三次离婚高峰，第一次为1950年后《婚姻法》贯彻实施、反对封建婚姻家庭制度。而1954年，一度出现干部离婚数目较多的现象，主要是一些干部进城后思想发生变化，喜新厌旧。1981年1月1日第二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实施，第一季度全市各级法院收到离婚案件1659件，比1980年第四季度的1000件高出65．9％。当年的离婚数为1775对，比1980年即新《婚姻法》实施前，离婚率增长26．7％。其中11％至27％是由喜新厌旧或第三者插足使夫妻关系恶化的。这期间，因恋爱、婚姻、家庭纠纷导致的自杀案件又有上升趋势。1985年后，离婚率呈快速上升趋势，出现了第三次离婚高峰。1986年准予离婚者7541对；1987年为8916对；1988年为10664对；1989年为12515对；1990年为14748对。平均每年以20．16％的速度递增。城区居民离婚率又高于农村。据原崇文区的调查显示，上世纪70年代，因经济问题导致的离婚占第一位；从1985年起，感情不和导致的离婚上升为第一位。据《北京年鉴》记载，1995年，全市办理国内婚姻登记84455对，离婚登记8064对。1999年，全市办理国内结婚登记84415对，离婚登记9414对。2005年，国内结婚登记126412对，离婚登记21186对。2009年，结婚登记147504对，离婚登记27273对。2011年，结婚登记173657对、离婚登记32998对。少量调解成功 历史上，离婚调解曾经有着赫赫战功。据北京地方志《民政志》记载，1986年全市经调解和好的婚姻720对，占申请离婚总数的21．8％；1987年771对，占18．8％；1988年892对，占17．2％；1989年1009对，占16．2％；1990年1627对，占申请离婚总数的21．6％。五年共调解和好5019对，对防止因小事一时冲动、不理智造成家庭破裂的现象发生起了积极作用。虽然离婚数量近年来已是不停上升，但2011年的北京离婚登记量，已是八年最低，据报道，市民政局认为，离婚率降低的原因，一是2011年全市开展“和谐婚姻家庭建设”工作，推出结婚登记颁证服务，倡导和谐婚姻家庭理念。二是部分区县尝试设立婚姻家庭咨询室，如大兴区通过咨询辅导服务，使180对濒临离婚的夫妻重归于好；房山区采用心理访谈、双人合作心理游戏等方法，仅半年就成功调解132对离婚当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