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2011年和14位学者及社会人士向国务院递交了联合署名的《关于提请国务院审查并修改教育部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 的建议》，呼吁取消高考和招生工作中的考生户籍限制
（部分参与发布民间版《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案》的家长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本报记者 王远征 摄） 3月3日，列席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开幕式的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对媒体表示，高考改革方案“很快会出来”，甚至“用不了十个月。”此言一出，社会哗然。 如何兼顾北京家长和孩子利益的同时，不损害非京籍纳税人及其孩子的合法权益成为当前焦点问题。有家长清醒地认识到，异地高考之争，“不是一个群体和另一个群体的利益竞争，也不是一场零和游戏。从长远来看，大家都是受害者。”高考地的两难选择 “我儿子已经上高二了，多半是赶不上了。”看到新闻，申益并没有松一口气。 2000年，作为某IT高新技术企业的引进人才，申益成为第一批北京工作居住证持有者在北京工作。“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孩子就在北京读书，因为有北京绿卡，在读中小学时享受市民待遇。” “孩子小的时候，总想着离高考还早，以后政策就变了，没曾想一晃10多年过去了，还没任何松动。” 申益无奈地嘟囔。 申益目前最现实的难题是，如果政策不变，孩子明年就得回老家高考，而根据当地规定，有户籍但没有学籍的孩子只能以社会考生身份报名，不得报考提前录取院校、军校，“可儿子一心想进军校。” 与申益有着相同困扰的家长并不在少数。根据我国目前的高招制度，考生只能在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以北京为例，据北京市教委公布的数据，截至2011年秋季开学，义务教育阶段有47.8万多随迁子女。在现有政策下，这些孩子只能以借考形式参加中考，不能报考北京市高中，不得在京参加高考。 “但回老家也不行啊。”山东人张猷说，抛开家长的难处不说，孩子从生活上到学习上都很难适应，“各地高中教育方式不一样，甚至考试科目都有差别。而且交流都成问题，尤其是江浙一带，一口京片子的孩子回家连方言都听不懂。” 2006年，张猷被单位派到北京接手分公司的管理，“当时把老家的房子都卖了。” 姐姐的前车之鉴让张猷打定了主意，“绝不把孩子送回去。” “我姐在北京呆了20多年，没有北京户口，儿子初中时转回山东。但没有家长管，老师又管不过来，加上这个阶段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叛逆、自制力不强，养成了很多坏毛病。无奈之下，孩子上高三时，我姐只好再回山东咬咬牙又买了套房，专门陪儿子读书。”类似的故事，在随迁子女家长的QQ群里还有很多。 “为什么孩子们从上幼儿园开始就在一起，长大了反而被划上了另类的印记呢？”2005年就带着5岁的儿子来北京的武涛说，从上幼儿园开始，同班家长就建了一个QQ群，她是群主，“大家在群里一起讨论报哪个兴趣班，周末去哪玩，关系很融洽，他们不知道我没有北京户口，我们生活在一起，感觉都一样。” 但武涛发现，现在上六年级的儿子早已明白了外地学生和本地学生的区别，比如外地孩子不能享受“一老一小”医保。“学校每年发医疗保险表，他会跟我说，妈妈，那个表我们不用填。” “最近看电视，儿子看到留守儿童这个词，就问我是什么意思。为了方便理解，我说，以前在老家，对爸爸而言，你就是留守儿童。没想到，儿子低头想了想说，哦，那我很快又要成留守儿童了。”武涛听了很心疼，“户口就像卡在我们每个人头上的紧箍咒，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紧。我们以为孩子小不懂，其实他什么都明白。” 与武涛一样，申益和张猷都曾遭遇类似的情况，因为没有北京户口，有体育特长或音乐特长的孩子没法代表学校比赛，评三好生、优干也往往有诸多阻碍。 张猷有一次还因此去学校理论了一番，“孩子是学校的打击乐首席，有次参加大型演出，表演前没几天突然把我的孩子撤下了，换上了一个北京孩子。我气不过，去学校找老师。学校最终出了个折中方案，两个人的表演变成了3个人。” 张猷觉得，表演是小事，但孩子应该有被公平对待的权利，“我不想让他觉得，自己被划成了另一类人。” 尽管面临两难抉择，但多数城市新移民不会再返回原籍，因为相当一部分新移民的事业、家庭、不动产、交际圈均已扎根在迁入的城市，返回原籍面临着巨大的代价，有些孩子甚至因此“被留学”。京籍家长的担忧 一边是随迁子女家长群体越来越高的放开异地高考的呼声；另一边，则是在北京、上海这些热点地区本地户籍家长的担忧与反对。 据报道，此次两会上，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表示，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既要想到解决随迁子女的考试问题，又不能影响北京、上海当地考生的权益。”他认为，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之所以难，就难在“既有要解决的问题，又有不能碰的问题。” 杜玉波也坦承，异地高考放开，尤其在一些大城市，阻力主要来自于当地居民，所以各地要把这些矛盾处理好，在准入门槛上仔细测算好才能确定。 3月9日、3月13日，在“e度教育社区”论坛里，有网友陆续发表了“北京家长针对‘异地高考’等问题的几点意见”，以及《北京市民致教育部的公开信》，引发网友关注和跟帖。 在公开信和意见中，京籍家长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心：放开流动人口子女参加本地高考，会对本地学生造成冲击；因洼地效应而产生的高考移民，进一步加剧城市的承载压力。并提出在小学、初中、高中、高考阶段对外来人口子女实行不同的限制方案。 北京市民田芳说，虽然她的孩子还在幼儿园，但她已切身感受到了幼儿园入园难、小学入学难，更不用说从周围同事孩子小升初中感受到的惊恐和艰辛。她觉得，外来人口的快速增加已经给京籍家长带来了压力，“我所在的小区就有随迁子女家长，他们基本都生了二胎，这些人要么在公司打工，要么做小生意，国家对他们的超生行为无法监管。” 田芳说，“这不单是一个高考的问题，必须看到其背后一系列引发的问题。” 在论坛上，网友墨宝说，“开放高考涉及到的地方财政、城市管理、社会保障、医疗交通乃至计划生育方面，这些问题都考虑了吗？你们不觉得北京已经不堪重负了吗？” 田芳担心，一旦放开异地高考，北京会涌入大量外来生源，“较高的升学率一直是北京的优势，一旦放开，必将吸引更多人落脚北京，户籍制度也将被彻底架空，是否会形成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在两会期间，不少代表也提出了开放异地高考所面临的现实困难，尤其是在北京、上海等地，高考竞争相对不激烈，人口流入多，是异地高考矛盾最复杂最尖锐的地区。 “这不是一个群体和另一个群体的利益竞争，也不是一场零和游戏。从长远来看，大家都是受害者。”一开始，看到网上京籍家长言辞激烈的反对意见，武涛会很生气，“但后来想想，也能理解他们。” 而在武涛看来，在这一场博弈中，受影响的不只是非京籍孩子，“如果一个北京孩子认为，他上大学的竞争优势来自于身边外地户口孩子的离开，这种心态对吗？等到他踏入社会，面对不同价值观、不同地域的竞争者，他又会用怎样的心态去面对？”武涛担心，双方的争论会演变成双输的局面，这对双方孩子的成长都将产生不利影响。遥远的希望 2月29日，山东率先发布改革意见，从2014年起，凡在山东高中段有完整学习经历的非户籍考生均可在山东就地报名参加高考，与山东考生享受同等录取政策。 这让王莉隐隐地感到了一丝希望，“只要大家一起努力，改革还是会一步步推进的。” 2010年，北京义务教育放开对外地户籍的限制也曾让王莉感受到希望。本想在孩子升初中时就要回河北老家的她因此选择了留京。 2010年5月，北京市教委发布政策表示，“只要是在京居住半年以上的非京籍子女，将保证其在京入学和接受教育”。各区县教委公布2010年小升初政策，非京籍学生享受同城待遇，可享受派位、推优、特长生选拔等权利。 据悉，小升初政策的转变缘于部分家长的努力与坚持。2009年，部分家长开始推动非京籍子女正常参加小升初，并于2010年3月，首赴海淀区教委表达诉求，此后每周一次到海淀区教委、北京市教委反映情况。 此后，申益、王莉、武涛、张猷等有相同诉求的家长联合起来，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发出取消中高考户籍限制的呼吁。2010年2月起，北京家长率先自发成立“教育公平公民联合行动”，随后，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家长也加入到这一行动中。这些家长志愿者寻求支持者签名，并将这些签名连同诉求送到教育部和北京市教委，呼吁尽快取消中高考户籍限制，让随迁子女在经常居住地享有教育公平的权利。 2011年10月29日，随迁子女家长发布民间版《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案》，建议各省区以学籍取代户籍作为高考报名依据，允许非户籍子女在经常居住地参加高考。 他们的呼吁也开始得到不少专家、学者的支持。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个人赞成异地高考，他认为，随迁子女家长在一个城市工作生活，为这个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长期贡献，跟随他们在一起生活的子女，理所当然应该享受在这里受教育和参加考试的权利。但它在操作上确实有一定复杂性，他建议，异地高考实行后，北京、上海等地应更多地投放招生计划指标，以保证不会影响到常住人口子女高考的利益。 虽然异地高考的改革之路还面临重重困难，但申益说，即使儿子赶不上北京放开异地高考，他也还会继续奔走呼吁，因为“每个孩子，不分户籍、不分贫富、不分地位，都有获得公平教育的权利。”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家长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