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是时代的进步，但同时千千万万的年轻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又反映了这个社会的种种制度的缺陷。
最近，神州大地出现一种奇特现象，即各地相继出现“民工荒”和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很多人据此推测，这是人才需求结构性的失衡导致的。实际上，这反映了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之后，中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一系列悖论，也反映了当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失灵。
近年来，民工荒不仅在劳务输入地引起争抢，还在劳务输出地也闹出了民工荒；为了争夺农民工，甚至爆出农民工输出大省截留农民工的现象。有分析说，在长三角、珠三角用工荒的背后，是国人生活观念的转变：80后逐渐变为“人父人母”，不再外出打工，90后也不愿意再做农民工；用工荒也是中国产业转移和中西部大发展的必然，中西部地区承接大量转移过来的企业，吸收了农村的富余劳动力。
造化弄人的是，付出沉重的成本的“农民大学生”，却一夜之间发现，他们与他们的农村伙伴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甚至不如自己伙伴。他们出身农村、考上大学、进入城市，毕业后与进城打工的父兄汇流，又重新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他们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混同，工资相差无几，生活境遇同样是在城乡之间漂浮。这样的一个群体出现，反映了工种层次需求的变化，也反映了社会资源配置浪费的现实，更是反映了大学生就业的艰辛与曲折。更为可悲的是，由于教育自身的缺陷，这些大学生在农村户口已经被剥夺，成为买不起房还要飘着的“城市人”，即房飘一族。城市身份没有城市居民待遇，农村已经没有他们居住和享受农村居民待遇的权利，这样尴尬的境地，是由当年必须要迁移户口才能上学的政策所迫的。
很多人指责，这些农民工大学生没有经验和不肯吃苦，但是，有谁能够理解，他们付出巨额的青春和金钱，还不及当年辍学的兄弟，他们的要求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我们还有什么资格指责这群生不逢时的大学生群体呢？
这两个群体，在本质上是一个群体：他们都是来自于农村，他们的父辈的职业很单纯，要么是种地农民，要么是农民工。现在闹起所谓的民工荒，并不是说农民工很吃香，在城市里，农民工依然是社会的弱者，被很多人看不起。所谓闹民工荒，实质上是维持低工资下的民工荒，这反映了中国制造的困境，再靠低成本和廉价劳动力优势，已经没有竞争力了。
随着人民币升值，中国制造的成本越来越高，是毫无疑问的。在高成本下，如何赢得竞争优势，这是中国制造应当多考虑的因素。问题在于，当前的竞争优势，逐步转移到财富分配上去了：利用金融杠杆，去转移财富，掠夺股民和居民，这使得大量的产业资本，都热衷于炒楼炒股和炒物价。大量产业资本在高成本和身份体制的保护下，成为危及居民财富和金融稳定的游资，造成这一因素的主要外因在于，人民币升值过快，导致产业资本入不敷出，只能转为游资，到处兴风作浪。
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正是揭示出这样的一个悖论：中国竞争优势到底在哪里？如果说在产品升级和转型，我们的劳动力需求现实是民工荒，高级白领在现实中已经被压得抬不起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如果说在低端阶段，那成本越来越高，导致企业主也是不堪重负。
我们当前处于一个很奇怪的周期之中：劳动力过剩以及产品过剩，说明当前经济处于过剩周期之中；而物价和成本双双上涨，却与之恰恰相反。过剩的供给与物价上涨并存，使得政策在表面上陷入了两难。
其实，在我们看来，这种两难恰恰是政策自身所造成的失灵。物价上涨在当前，更多的表现是一种货币现象，这种货币现象最主要的不在于货币的超发，货币超发当然也是一种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而在于贷款主体的不公正，所导致的信贷政策失控。这些信贷资本转化成为投机资本，成为整个社会财富的分配新工具。因此，我们多次建议，加息这种价格型的政策和上调准备金这种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只能导致产品更加过剩，劳动力和物价成本更高，在过剩经济时代，是一种反政策。
我们更希望，在信贷政策方面，应当纠正现行的畸形信贷制度，贷款应当看重实业盈利能力，不能再搞身份制度了，否则，中国政策的两难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让金融真正服务于实业，实业救国这句话仍然不过时，当前中国制造正处于危机之中，反映在劳动力市场上，我们就看到了所谓的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的悖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