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有关广州市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问题的调研报告显示，广州未能达到国务院“两个为主”政策的要求，2010年仍有60%的农民工子女就读于民办学校或打工子弟学校，政府对民办学校的财政资助严重不足。(见8月30日《羊城晚报》)
“两个为主”的政策，其内容常被解释为解决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问题应“以流入地政府为主”和“以公办学校为主”。长年以来，它成了衡量该项工作业绩的不二法门。但如果对其进行客观评价，不能不说目前对前者存在认识上的偏差，而后者则存在决策上的偏差。
“以流入地政府为主”在有关文件中其完整的表述是“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这一说法其实已准确定位了流入地政府所承担的责任。管理者，用科学手段有序安排工作是也，如北京取缔无证照民办学校，上海对民办学校进行补贴，广州对民办学校少指令、多指导的宽松行政等，都可以视为管理的手段。当然，人财物的投入也是管理手段之一，但两者显然不能画上等号，将管理等同于“大包大揽”更显得背离常识。另外，有人常把外地的做法搬来作比照，但偏偏没看到各自的家底，广州可供使用的财政收入客观说来难与别人相比，除各种税赋之外，名目繁多的扶贫、援建项目，足以令财政难以承受，要学习外地常显得有心无力。
而“以公办学校为主”这一提法，多少反映了有关部门对部分流动人口主要流入地财政负担和教育负担缺乏了解。以广州市为例，作为全国最前列的流动人口集中地，人口发展与城市公共事业发展形成十分尖锐的矛盾。据最新统计显示，目前广州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有170万，其中流动人口子女就超过52万，有些区域流动人口子女数量已超过本地户籍儿童，并且流动人口子女还将以平均每年10%的幅度迅速增长。广州市近年来户籍人口也在迅速膨胀，现有公办中小学的学位本已呈现捉襟见肘的窘境，公办学校要大量吸纳流动人口子女入读几近天方夜谭。在广州市天河区，每6个外地生只有1人能读公办学校，当地教育局负责人坦诚，“以公办学校为主”政策短期内很难推进，如果硬要执行，将影响到公办学校的办学质量，也必将会对户籍人口子女义务教育带来不利的影响。此外，要解决几十万人的学位，需新增或扩建几百所学校，用地问题如何解决？即使这一问题可以解决，但将来不知哪一天因为一些不可预测的因素，如产业转移、经济萧条、天灾人祸等，流动人口又迅速流向它方，建好的学校会否造成校舍空置、设施废弃、教师大量剩余等其它问题？目前确有流动人口瞄准大城市优质公办教育资源而携子挈女来打工，这种教育“洼地效应”一旦形成，地方财政能否应付这笔庞大的经费开支？这些都是横亘在“以公办学校为主”政策面前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
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问题必须高度重视，但简单地、一成不变地强调“两个为主”，把责任全部推给地方政府，而自己却当甩手掌柜，这是不负责任的。笔者认为解决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问题应以中央政府为主，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对义务教育统筹力度，同时建立学费随学籍流动的义务教育经费拨付机制，惟其如此，才能较好地突破当前瓶颈，形成流入地义务教育发展和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双赢的局面。(李伟成 广东省政府督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