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给中国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确保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可逆转。未来十年，中国将在世贸规则制定上取得更大的话语权，还谈不上决定权。”
弹指一挥间，中国入世已经十年了。作为长期研究外贸和WTO相关领域的专家，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周世俭日前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发出上述声音。
中国改革开放第三阶段第一财经日报：你如何评价入世给中国带来的变化？
周世俭：我认为入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三阶段。之前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第一阶段，邓小平南巡是第二阶段，入世是第三阶段，即全方位开放、与世界经济全面接轨的阶段。
现在看来，入世给中国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确保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可逆转。前一段时间曾经有过对于改革开放进行攻击的声音，甚至有人提出改革开放弊大于利。但是入世条款一签，开弓没有回头箭，可以避免在改革开放这个重大问题上的摇摆。
现在回过头去看过去十年，中国确实受益很多。首先一个好处，就是中国无条件永久地获得153个世贸成员的最惠国待遇。这个对中国外贸的影响非常大。举一个美俄贸易的例子，到现在美国还没有给俄罗斯最惠国待遇，到去年，美俄贸易额只有263亿美元，而美中贸易额是4568亿美元，是美俄贸易额的近20倍还多。美俄是两个大国，双方贸易的互补性很强，比如俄罗斯能源丰富，而美国是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按道理他们两国发生2000亿美元的贸易额应当不成问题。但迄今美国还没给俄罗斯最惠国待遇，没有最惠国待遇，进出口的关税要比有最惠国待遇的高十倍以上，所以双方的贸易额一直上不来。
当时对中国来说，美国取消我们的最惠国待遇，就相当于经济上断交。所以美国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曾说，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等于第二次承认中国。中国入世后获得所有成员的最惠国待遇，为最近十年中国外贸的迅速发展铺平了道路。
有几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1978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量排在全球第34位。到2001年入世当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量排在全球第6位，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量的4.3%，进口占3.8%。而到2010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量排在全球第2位，出口全球第一，占全球出口总量的10.4%，进口全球第二，占9.1%，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
从这组数据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入世之后中国贸易的迅猛增长。当时美国学者尼古拉斯·拉迪曾经说，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可能在十年内，超过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事实证明，他的判断完全准确。
第二个好处是在制定国际贸易规则上取得了话语权。过去中国没有话语权，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只是在人家制定了不利于我们的规定后发表抗议，那能有什么用？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入世使得中国国民加深了对WTO的了解，增强了规则意识和法律意识，也就是自我保护意识。参加国际贸易必须按照规则办事，这种意识的形成会影响到企业的经营行为，长远来说益处非常大。
利用WTO规则上中国在成长日报：谈到WTO的规则，你认为在过去十年中国政府也好，企业也好，在遵守规则和运用规则保护自己方面表现怎样？
周世俭：总体来说表现不错。可以说是较好地遵守了WTO规则。首先体现在我们对规则的学习上。入世之后，我曾经被分派到山东、山西、河南等地宣讲世贸规则。
对WTO规则的运用也有一些进步，但是还不够。一方面是我们的胆子还不够大，有些时候没有理直气壮地运用WTO规则来保护我们自己。当然我们在具体的事件中受到的各种干预太多。
尽管如此，中国在利用规则上依然在成长，我们逐渐认识到，WTO规则是矛也是盾，必须很好地利用它，来为我们的外贸保驾护航。
举个例子，2003年的美国钢铁201案，当时中国与欧盟、日本、新西兰等总共八家，到WTO起诉美国，后来胜诉，这对我们是个很大的鼓舞。你再看今年，中国就欧盟对中国的碳钢紧固件实施反倾销措施告到WTO，最终裁决结果是欧盟违反了世贸组织规则。这次在紧固件上中国单挑欧盟并且获胜，就说明了我们的成长。
日报：在规则制定方面，你觉得中国表现如何？现在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中国是否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周世俭：在规则制定方面，中国正在努力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确实从目前的全球格局来看，中国大有可为。因为中国在WTO里是个特殊的角色，一方面它是个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它又是全球第二大贸易国，所以它可以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间成为一个特殊的纽带和桥梁。
在多哈回合谈判中，中国应该更有作为，团结发展中国家，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已经在抬头，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维护WTO的权威性，既符合世界经济的利益，也符合中国的利益。WTO有许多不合理之处，但有这个体系总比没有强。没有它就天下大乱了。
所以总的来说，未来十年，中国将在世贸规则制定上取得更大的话语权，还谈不上决定权。
创新、教育投入远远不足日报：从规模上中国的外贸乃至中国的总体经济都已经排在世界前列。但是从大国到强国，还有很长的道路。你认为中国未来发展最大的障碍在哪里？
周世俭：中国外贸过去十年发展很快，但还是以量取胜，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但缺乏五虎上将。比如说，今年初有一项统计，世界品牌五百强中，美国占了249个，中国只有18个。中国有222种产品产量世界第一，但是从品牌上一排，就排不上了。不论是产品还是企业，中国都缺乏品牌。这种情况与中国全球第二大贸易国的地位不相称。
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经济体，但我们的经济发展还比较粗放。我认为中国从经济大国到强国的转变，目前最大的一个掣肘就是我们在创新、教育上投入的远远不足。
在创新上，从中央到地方都存在重视不够、投入不足、效果不佳的问题。
根据科技部的数据，去年政府在研发上的投入占GDP比重是1.67%，没有达到2%的既定目标。2%的水平事实上只是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发达国家平均是3%，美国是3.5%。我们跟美国在研发上的投入差距还在持续拉大。这种差距势必导致未来在经济发展后劲上的更大差距。
除了研发之外，我们对人才培养、对教育的投入更是低得可怕。1993年，当时的《教育发展纲要》提出要在2000年达到一个目标，就是政府的教育投入占GDP的4%。但是现在十年都过去了，我们的教育投入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去年是3.59%。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是4%，世界平均水平是7%，发达国家是9%。我们这一块差得实在太多。这些方面的不足一定会在未来以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方式表现出来，创新不足，人才不足，整个经济的发展靠什么支撑？
另外，我们的体制需要改变。我们讲创新不足，但即使这并不很多的科技成果，真正能转化为生产实际的也有限。这是因为部门割据太厉害，科技成果从军事转到民用受到限制，科研成果很难分享，这就需要体制的转变。
日报：中国在过去发展中采取了市场换技术的政策，你认为这一政策是否成功？
周世俭：我认为以市场换技术这个策略是失败的，它是不可持续的。市场换技术，我们是拿出了市场，可是在一些核心的技术上并没有如愿。当然，一些初级的技术可以通过吸引外资获得，比如饮料罐等包装技术，我们学会了，饮料业也有了大发展。但是一些高级技术、核心技术还是获得不了。比如汽车行业，引进这么多外资，发动机的技术我们始终没有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