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际，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在抓紧制订。
12月12日，一位参与该文件起草的国研中心农业专家告诉本报记者，明年一号文件将聚焦于农业科技改革，主要内容包括：农业科研体制改革、农技推广体系重建、增加现代种业、种植养殖和农产品加工的科技投入等，目的是保障农产品的供给，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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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专家称，农业的研发和科技推广这一部分的资金将会得到具体的保障，但他表示这次不会具体到类似去年一号文件规定的10%的土地出让收益。
按照往年惯例，一号文件意见稿将在12月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讨论，定稿后下发地方。
农业科技成为聚焦点，日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得到体现。此次会议表示，将加大三农投入，健全农业科技创新机制，加强农田水利建设。
而上述一号文件提及的工作中，现代种业发展将成为重中之重。一位接近农业部官员的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农业部已完成《全国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的编制和论证工作，经过农业部常务会审议后，下一步将在年底前提交给国务院。如果程序走得快一点，将争取在一号文件发布前后不久发布该规划。最迟将在明年4月份发布。
中国种业危险时刻
中国种业之舟，已频频越过“吃水线”。
大豆，几乎全部使用国外的洋种子，玉米，先锋公司的先玉355正逐步蚕食东北三省的玉米种子市场。
农业部统计数据显示，除大宗粮棉油等主要农作物育种外，目前中国有50%以上的生猪、蛋肉鸡、奶牛良种以及90%以上的高端蔬菜花卉品种还是依赖进口；有70%以上的先进农产品加工成套设备依赖进口，而大多数国产农机产品仅相当于发达国家上世纪70年代水平。
中国人民大学农发院副院长郑风田表示，如果不改变目前的种业格局和农业科技体制，未来中国的种子业或将“全军覆没”。
全国政协委员、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称，中国的种子产业，研发单位太多，低水平重复现象严重，而种子产业则缺乏龙头型的大公司，全国8700多家种子公司，其中只有10家上市，这些所谓的上市公司销售额也不算很大，研发能力极弱。
“中国主粮的单产水平，除水稻领先外，其他品种如小麦、玉米等跟美国、加拿大等国家比，差距非常大，有些甚至达不到世界平均水平。这方面我们的增长潜力巨大。”黄大昉称。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11月17日召开的种业发展座谈会上曾表示，粮食产量的增加，一靠政策，二靠基础设施建设，三靠科技，科技主要是种业。
“去年一号文件已经把水利等制约农业发展和粮食增产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未来三农问题的重点，今年则把投资重点放到科技上，也是情理之中了。”郑风田称。
实际上，种业受到重视，从农业部近期的人事变动中也能看出端倪。11月底，著名植物分子遗传学家、中科院副院长李家洋出任农业科学院院长和农业部副部长。上述接近农业部人士称，李将分管农业部与科研相关的一些司局。
机构设置方面，6月份经中编办批准，农业部种子管理局正式成立。8月份，农业部颁布了《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提高了种子市场准入门槛。同时农业部查处了一批套牌侵权、制售假劣种子的案子。
郑风田称，在一号文件出台之前，与之有关的各个部委尤其是农业部和科技部实际上已经在开始部署农业科技创新和种业发展的工作了，各种配套文件也已经陆续下发给地方农业和科技部门。“只不过一号文件一提，这一工作会更加给力，财政部、发改委这些部门在给钱和批项目上会更加重视。”
农科体制改革发力
说起目前农村的科技推广体系，宁夏自治区党委政研室农村处处长罗全福颇为懊恼：“一是苗木的病虫害肆虐，二是科技经费太少，整个自治区科研经费才占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一不到，分到农业这块更是可想而知，三是体系不健全，上大下小，人财都集中在上面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底下的推广人员太少。”
“网破、线断、人散。”郑风田用上述六个字归纳了目前地方一级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原先公益性质的农技站已经变成了卖种子、卖饲料的小店”。
一号文件聚焦于农业科技研发及推广体制，可谓有的放矢。
记者从宁夏自治区农业部门了解到，该区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目前正在等待最后批复，一经核准，接下去的后续工作将根据规划陆续进行。
不过社科院农发所研究员李国祥认为，原先从农业部到省厅到市局到县乡站点这一行政体系式的农技推广系统重建不能搞一刀切。
“公益的归公益、盈利的归盈利。”李国祥称，像病虫害统防统治、良种推广这种公益性的工作应该仍由原先的农技推广部门去做，并逐步增加这方面的经费、人手和编制。而那些跟市场关系较密切的农业产业，应该更多地遵从市场规律，从产学研结合的道路，根据市场和农民养殖户的需求去匹配科技资源。
这两方面的工作都需要国家资金的支持，但不少专家认为目前的涉农科技资金存在严重浪费现象。
李国祥称，目前农业的科技转化率只达到30%左右，70%左右的科技成果一研发出来就“睡大觉”了。而目前涉农的科研经费基本都集中在高校、科研机构手中，例如某高校集中了大部分的农业技术研发资金，拥有七八位院士的学术资源，但其实际能够应用到田间地头的科研成果却寥寥无几，大多数成果都停留在论文上。
而这与目前农业科技的考核和激励机制不合理有关。郑风田称，对科研人员的考核机制都通过其论文发表量来评定，当年袁隆平之所以迟迟评不上院士就是因为他发表论文太少。“这样的考核机制导致大量农业技术停留在纸面上，案头上，进不了田间地头。”郑提议科研经费应该更多地向创新型企业倾斜，防止资金浪费。
而在技术的实际应用上，如黄大昉所言，目前存在严重的低水平重复和竞争现象，往往是一个品种出来，全国各地的科研机构就开始山寨仿冒，如此中国的种业势必失去跟国外的竞争力。同时很多研究机构往往自办企业，如此一来，国家大量的科研经费没有任何产权转让，不须任何成本就成为企业的资产。
黄就此建议，要推动科研教学单位与商业化育种分离、与所办的种子企业分离，使科研单位专心开展基础性、公益性研究，商业化育种要逐步移交给种子企业，由企业按市场需求确定育种目标，按照现代育种模式开展品种选育，提高商业化育种效率。
在育种科技方面，黄大昉表示，自2009年农业部颁发水稻和玉米的两个转基因品种的安全证书之外，迄今为止尚未有新的品种通过审核，未来这方面的工作或将加快推进，尤其是进口压力巨大的玉米和大豆品种的转基因育种技术将会得到更多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