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期的杨振宁（右）和李政道，两人于1962年终止合作。 （南方周末资料图
《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 江才健著，广东经济出版社 2011年5月，58元
作者： 陈方正
李政道、杨振宁之争，旁人绝难置喙，也不可能以息事宁人的和稀泥方式解决，最终还是必须断一个是非曲直的。
江才健所著的《杨振宁传》在2002年由台北天下远见出版社出版，那无疑是杨先生八十大寿的最好贺礼。岁月如流，如今杨先生九十大庆即将来临，这本传记由广东经济出版社推出大陆版，时间上亦是恰到好处。江才健出身数学系，后来成为《中国时报》记者，他的成名作是《吴健雄：物理科学的第一夫人》(1996)，《杨振宁传》则是随后又一力作，前后足足花了四年功夫。为此他遍访美国、港、台和大陆学者，多次与杨先生深谈，更在书中对大量一手资料的来源详加注释，因此它之全面、详细和煞费苦心，是无可置疑的。然而，写杨传有个大问题无法回避，那就是人所皆知的“李政道、杨振宁之争”。在这本《杨振宁传》的“后记”中，江才健提到，由于他反对李政道推动台湾参加美国的高能粒子对撞机计划，所以李政道对他为写此传而希望访谈的请求置之不理。这样，他对此争议的处理，基本上就只能够采取杨的说法了，因为所有与那个大发现关系密切的其他物理学家对此敏感话题都采取“等距”或者沉默态度，不愿意或者无法讨论其中关键细节。所以，他写这本书有不小压力，“比起吴传辛苦许多”。但他也没有退缩，用了足足一章来讨论杨李的合作与分手。这样，此书当年一面世，就掀起了轩然大波。如今它与大陆读者见面，想来不至于再一次引发那么强烈的反应吧。但对那些波澜的前因后果，大家可能仍然感到好奇。这里我希望就此事件为大家提供一个也许不那么熟悉的视角。
认识杨先生多年了，但说来奇怪，和他的事情沾上一点边，却是从李政道开始。那是1970年的夏天，我从研究院出来不久，很幸运得到机会参加了在艾利齐(Erice)举办的暑期工作营。那是意大利物理学家齐切奇(Antonino Zichichi，其人有意大利物理学教父之称)在西西里岛山上一个小镇所办的理论物理讲习班，名家荟萃，气氛热烈，更有山林清幽、风光如画之胜，所以年轻学者趋之若鹜。上世纪六十年代是黑洞物理学的大发展时期，我初次听到许多这方面的惊人成果，就是在这班上。但讲习班的重心是李政道，他为人随和，谈笑不拘，记得讲题是“弱作用的历史”，核心就是宇称不守恒的发现，当时大家都屏息以待，凝神聆听。然而，一个多小时的报告结束后，我们却很纳闷，有点摸不着头脑：这不就是在简单重复大家熟知的事实吗，要点到底何在？更何况，讲得好像也缺少了一块 —— 怎么从头到尾好像连杨振宁的名字都没有听到过呢？
这小小谜团一直要到十几年后方才解开。
1980年1月在广东从化召开的粒子物理学大会，可谓空前盛事，海外华裔学者都来了，台上名家各擅胜场，台下朋友叙旧言欢，热闹非凡，只有两位主角杨、李分坐主席(应该是周培源吧)两旁，却不相搭理，显得颇为尴尬。当时他们不和的消息流传已久，大家心中有数，只不过此刻真相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而已。后来一天晚上，海外回国学者忽然接到李的便条，邀请大家去“讨论物理学问题”。这自不可能拒绝，到会的有六七十人，李夫人亲自在门口招呼来宾，使我们受宠若惊。会中李先生作了简单讲话，呼吁在中国推动高能物理实验，然后拿出敦促领导人建造对撞机的公开信请大家支持，这自然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于是都签了名。过了两天，杨先生也发公开信，说明他不赞成此事的理由。大会结束后，我们被招待去北京见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充分显示当局对此会的重视。李先生的愿望没有落空：四年后，北京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就正式动工了。
会议之后不久，意想不到，杨先生主动提议到香港中文大学来访问。校方自是喜出望外，当时我刚从物理系转到大学秘书处工作，安排接待就交由我负责。此后与杨先生来往频繁，开始相熟。到了1983年，他为庆祝六十岁生日隆重出版《杨振宁论文选集1945-1980》，我也蒙题款相赠一册，欣喜之余，也不免有些意外和惊讶。但更惊讶的是，在这本论文选集的一个注释中，我终于发现了13年前李先生在艾利齐那次演讲的意义。在讨论宇称守恒问题的那篇得奖文章的“题记”中，杨先生根据记忆和笔记，详细追述了他们两人作出那个大发现的经过，特别是他本人的主导作用。在注释中，他解释：除了至亲以外，他本来对这一切都准备永远保持缄默，但在1980年(亦即上述广州会议那年)他无意中见到1970年李政道在艾利齐那次演讲的文本，从而意识到李是有意“歪曲”那段历史(“implied and insinuated various things”)，因此觉得有必要把真相说出来。在物理学界，这个注释不啻一枚炸弹，李政道自不可能闷不做声。三年后，他以预印本(preprint)的形式发表了一篇“对称的破缺”(“Broken Symmetry”，此文后来收入他在1986年出版的论文选集)，复述了他们合作发现弱作用宇称不守恒的经过，与在艾利齐的演讲有重点的转移，但和杨的说法仍然大相径庭。他承认自己的看法“完全是个人的，它是从我个人的回忆里找出来的。……这不是那种能让大家共享的回忆录模板”，却又直率地说“他(指杨振宁)对所发生事件的叙述和事实上(衍字，原文如此)很不相同”。(原文是英文，译文根据季承等在2003年4月编印的复印本《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资料集，264页)。这样，在李杨终止合作(1962年)后20年，两人的冲突终于从微妙到直接，从无声到有声，从私下到公开，那样地爆发出来了。
这爆发部分释放了过去20年逐渐累积起来的压力，在此后20年，冲突则转以其他形式出现，最明显的是上文已经提到过的，台湾是否应该通过“中央研究院”参加美国高能粒子对撞机(SSC)计划的争论。李政道力主参加，杨振宁强烈反对，各有理据，也各自动员了不少力量，正方如李在“中研院”担任副院长的兄长李崇道，反方如李远哲、丁肇中、江才健等，最后结果则是反方胜利。这事件可以视为广州会议上中国对撞机建议的扩大版，但结果刚好相反。不过，以事后诸葛的眼光看，争论意义不大，因为最终美国自己也同样否定了计划。
然后，在2002年，即李杨分手之后整整40年，江才健的这本传记初次面世。它没有回避李杨之争，对将近半个世纪之前那个大发现的历史，采取了杨的说法，只是比1983年《杨振宁论文选集》的“题记”和“注释”更为全面和详细。这无可避免再次触动了极为敏感的神经。比诸1986年那篇语调客气、略带伤感，而姗姗来迟的文章，李先生这一次的反应猛烈、迅速，牵连广泛得多。在短短半年后即2003年4月3日，他接受北京《科学时报》记者杨虚杰的访问，直斥“杨振宁是想通过此书重写历史，通过对我进行诬蔑和贬低来索取根本不属于他的荣誉”，“这都是杨振宁和传记作者共同谋划的”，宣称“事实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我在1956年4月上旬独立地做出的，与杨振宁无关”(见前引季承等的“解谜”资料集，10-11页)。这篇访谈事实上是对两人合作与分手历史的一个整体回顾，它不仅谈到弱作用的宇称不守恒定律之发现，更牵涉到他们的恩师吴大猷和费米，乃至杨先生的父亲杨武之。甚至对杨振宁最重要(而与李政道无关)的物理学贡献即规范场理论，也作了令人惊讶的评论。所以，上世纪80年代的骑士交锋，此时上升为全面战争了。这个长篇访问连同多篇相关文献，由季承、柳怀祖、滕丽等人编成资料集，随即以复印本形式发行，在2004年更分别由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和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
在许多朋友的劝阻下，杨先生没有对这篇访问和相关出版作响应。但去年季承又出版了《诺贝尔奖中华风云：李政道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其中有大量涉及杨振宁的情节和评论。这样，杨先生终于也无法再保持缄默，被迫于同年三四月间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二十一世纪》双月刊和北京《中华读书报》上同时发表了一篇“关于季承的《李政道传》及《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用大量文献资料来驳斥和澄清那两本书中的若干说法。对一般人来说，这篇以胪列和分析细节为主的文章恐怕意义不大，但对未来的科学史家而言，则无疑会成为研究这个大争论的重要根据之一。
杨李失和大致是从伯恩斯坦(Jeremy Bernstein)那篇描述李杨合作的《纽约客》文章开始的，那已经是将近半个世纪之前的事情，文章中风华正茂的那两位年青才俊，如今都已年登耄耋。可是，当年似乎极其细微的裂痕却并没有随着岁月推移而弥合，反而是一再由于各种原因而扩大、恶化，乃至发展成全面冲突。这令许多人深感惋惜和大惑不解。其实，这在科学史上不足为奇，牛顿和莱布尼兹对微积分学的发明权之争就是大家熟知的例子。它以发明权之争为核心，但无可避免地牵涉了许多其他问题(例如莱布尼兹某篇文章的原创性)，也卷入了英国与欧陆两大阵营的几乎所有重要数理科学家，而其核心问题的是非曲直，是直到两三百年之后亦即上世纪才有定论的。贺尔(A. Rupert Hall)在此问题上的专书以《争战的哲学家》(Philosophers at War)为标题，真是再恰当没有了！
虽然李杨之争在规模与复杂性上远远不能够与那场大战相比，其旷日持久却不遑多让，甚或过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牛顿与莱布尼兹两人最初相识的时候是很友善，可谓惺惺相惜；1684年莱布尼兹发表微积分学的奠基性论文，牛顿也没有任何被“抢先”的不愉快反应。但此后十多年两人之间虽然能够保持相互尊重的态度，却由于各种非常复杂原因，包括学说上的分歧、出版上的竞争、门人间的冲突和煽动，等等，而出现了微妙和不断扩大的裂痕，直至25年之后(1710年)它终于无可压制地爆发为全面“战争”。重温这段历史，我们不能不感到，无论两人当初关系如何，个人品格、意愿如何，最终的猛烈冲突似乎都不可避免，那可能是两个巨人相遇的必然后果。李杨之争是否亦可作如是观呢？我不敢说，我想他们两位恐怕不见得会同意。无论如何，宇称不守恒是划时代的大发现，李杨是两位不世出的奇才，他们的争执旁人绝难置喙，也不可能以息事宁人的和稀泥方式解决，最终还是必须断一个是非曲直的。但那很可能是时过境迁，一切都再无所谓的时候的事情了，不是我们所能够看到的了。对于他们两位，这只能够说是历史的无奈吧。思念至此，我们不免会想起王国维那首虞美人的下半阕来：山川城郭都非故，恩怨须臾误。人间孤愤最难平，消得几回潮落又潮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