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春节，“民工荒”再度显现。12月8日，劳务输出大省安徽率先发布信息，要求做好应对春节前后“民工荒”的各项工作。
这些年，在对民工荒的成因中，低生育率被认为是导致其成因之一。“‘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我国每年增加的劳动力人口数量都呈下降趋势，这和低生育率关系密切。而年轻劳动力是民工主力军。”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研究员都阳提起。而国务院下发的《中国老龄事业十二五规划》，指出从2011年到2015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将由1.78亿增加到2.21亿，老年人口比重将由13.3%增加到16%。北京大学人口学教授陆杰华对此深表隐忧，“不能等问题突出了再去解决，那样会积重难返，再解决比较难、成本也比较高。从长远考虑，‘十二五’期间，人口政策必须要完善、调整，各省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先行试点。”
人口红利危机
“什么都在涨，人工、原材料等，我们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没有竞争力了。”浙江一家生产人造板企业负责人向《中国经营报》记者抱怨，1500元的月薪已经不好招工人，至少也要2000元。
此前在重庆举行“全国农村老龄问题高峰论坛”传递出消息称，目前正在进行的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表明，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已经达到15.4%，比全国13.26%的平均水平高出2.14个百分点，高于城市老龄化程度。这对于经济发展极大依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中国来说，无疑意味着劳动力的短缺危险。
“老龄化加快，适龄劳动人口减少，生育率降低是我们调整人口政策的关键因素。”都阳表示。2010年都阳在其发表的文章《人口转变、劳动力市场转折与经济发展》中写到：整个“十一五”时期，除了2009年受到金融危机冲击没有出现劳动力短缺以外，其他年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劳动力短缺，而且，短缺状况总体上呈不断严重的趋势。“民工荒”将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中国的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数量已经下降到16.60%，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 2.93个百分点。同时，数据显示，与2000年相比，2010年中国20岁至29岁年轻劳动力的规模已缩减了近15%。
调查称，我国妇女的生育率在1.8。但中国社科院人口与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11月18日的“经济学人中国峰会”上指出，过去几年里，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是1.4，与日本2010年的水平相当，低于通常所说的低生育水平——总和生育率达到1.8。“中国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要延续人类正常的繁衍发展，每个育龄妇女应该生育2.1个孩子。”陆杰华介绍。
过去普遍认为，由于经济和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的生育水平的降低，在老龄人口没有加速增长之前，中国经济享受了30多年的人口红利，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将中国的就业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之上。蔡昉称，中国在2004年已经达到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以社会的人口抚养比来衡量的人口红利转折点，也将在2013年至2015年间出现。
国家计生委称，“十二五”期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峰值，在2025年前，我国劳动力总量将始终保持在9亿左右的规模。“虽然总量很大，但是从劳动人口年龄比例来看，劳动力人口在下降，人口红利还是在逐步减退。”陆杰华认为。
“欧洲和日本经济增长缓慢和低生育率有很大关系。对中国来说，低生育率的影响已经逐渐显现。发达地区和沿海地区，要维持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主要依赖外来劳动力。如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如无外来人口，经济发展会受很大影响。”陆杰华表示。
人口质量对经济的影响更大
事实表明，“用工荒”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结构性缺口。
据河北省总工会的一项调查，该省技术工人需求量在350万人左右，但目前仅有百万人，缺口较大。而在技术工人队伍中，30岁以下的只占5%，30至40岁的占20%，40至50岁的占35%，50岁以上的占40%。为了应对200余万技术工人缺口，该省将加速培训高技术人才队伍。
此前珠三角的用工荒也表明，技术工人缺乏较多。《深圳商报》11月23日报道，深圳劳务工工资普涨，一位工龄10年的皮衣车工月工资达到1.1万元，远远超过工龄10年的写字楼白领的工资。都阳认为，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无疑会推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进而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化。
“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尽管峰值已经过去，但人口红利大约要经过10年或是更长的时间才会结束。这几年农村外出的劳动力增长还是很快的。‘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就业仍是个大问题。但是，片面强调绝对数量上的人口红利，只是看到了劳动力的规模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人口素质提高，还会带动经济增长。”陆杰华表示。
“一般意义上的人口红利窗口的逐渐关闭并不意味着人口因素会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限制因素。”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表示。
在胡鞍钢看来，尽管绝对数量上的人口红利减少了，但是教育的发展和人口素质的提高，会为中国带来附加值更高的人口红利形式。他将此称之为“人力资源红利”。
根据胡鞍钢的测算，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与非劳动年龄人口之比在2010年~2015年达到峰值后，出现比较快的下降，但是就业人口与非就业人口之比在1990年后达到1.3倍之后的20年间没有下降反而略有上升。他估计在接下来的20年中，这个比值亦不会下降，这意味着中国的就业总量不会下降且有可能提升。
尽管认为人口红利的消失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不会很大，陆杰华还是表示，生育政策已经到了调整时机，越早调整越有利于人口均衡发展。“现在老龄化比预期快很多，‘十一五’期间就应该开始人口政策调整。不能等问题突出了再去解决，那样会积重难返，再解决比较难、成本也比较高。”
而国家计生委的态度相当谨慎。10月30日，国家计生委主任李斌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新时期人口工作的主要任务仍为“坚持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切实稳定低生育水平；着力提高人口素质，切实加快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等”。记者致电计生委咨询国家政策会否改变，计生委表示“今年内尚不能对此问题做出答复”。
“我个人认为，今年国家层面没有调整人口政策的可能性。但明年或者后年或将有完善调整的政策。目前计生委的态度是在没有变化之前肯定会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但是从操作层面来看，不会几年内都没有变化，肯定会有一些省份先尝试完善，有些城市化比较快、城市居民比较多的地区有可能会较快地允许夫妻一方是独生子女的生育二胎。”陆杰华分析。
蔡昉认为，生育政策的改革必须是渐进式的，符合大多数人意愿的，可以先从现在的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可以生二胎，过渡到夫妻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二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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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其核心是劳动人口和被抚养人口之间的比例，劳动人口比例越高，抚养比例越低，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较充足的劳动力供应，并保持较高的储蓄率，能够减少经济发展中资本边际递减带来的影响。如1982年~2000年，中国人口总抚养比下降了20%，推动经济增长速度上升2.3%，同期人均GDP增长速度在8.6%左右，抚养比下降的贡献为26.8%，约为同期人均GDP增长的1/4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