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张燕生（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
牢牢抓住第三次经济全球化的弯道超车机会
记者：中国加入WTO十年。这十年，对中国与世界来说都不寻常。其中一个特别之处，就是恰逢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剧烈变化。尤其是近三年，世界经济与金融风暴突起，市场振荡幅度明显加大。因此，我们今天来谈中国入世问题，如果只限于这十年，恐怕是看不清楚它的意义和挑战的。
前些时候，正好读到你们的研究报告，其中讲到近二百年来的三次经济全球化进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分析角度，我们是否就在这样一个比较长的历史坐标上来谈谈中国入世十年的问题？
不过，在展开讨论之前，还是先请你谈谈在十年前你们的一些想法。因为你是中国入世谈判的决策咨询专家，是国家智囊，你在当时和现在的看法肯定与一般人是不一样的。
张燕生：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既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也是对世界发展进程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十年，弹指一挥间。虽然时间很短，但这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注定要在历史上记下一笔的事。
现在，话说上世纪90年代，面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做出了申请加入WTO的重大决策。当时的国际环境怎样呢？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是，苏东巨变，加快了中东欧国家走向了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经济发展理论的反思，促使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转向经济自由化和开放；里根供给学派理论的成功实践，把美国带入一个新经济周期；各国经济和社会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市场化，进入到一个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时代。对此，我们有两个基本判断：
一是经济全球化是我国经济和平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这个判断是建立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基础上的。从现代历史看，在经济全球化时期往往是后发国家经济迅速崛起，实现“弯道超车”的最有利时期。
比如美国和德国就是把握住1870-1913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经济全球化的重大机遇，实现由弱转强的。当时，英国则由于忙于海外扩张而坐失了良机，开始了其由盛而衰的历程。同样，日本和东亚“四小龙”也是把握了1950-1973年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重大机遇而快速崛起、创造了“东亚奇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再次进入现代全球化的快车道。能否把握住这个新的战略机遇期，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伟业。
二是经济全球化也往往是各种复杂矛盾和风险凸现期。如1870-1913年经济全球化的终结，源于新老列强之间的矛盾激化，最终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50-1973年贸易自由化浪潮的终结，源于资本主义世界生产体系内在矛盾的激化，最终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破产、两次石油危机以及主要国家陷入“滞胀”的困境之中。
不容置疑，现代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无论在深度、广度还是在发展速度上，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不过，本轮经济全球化虽然造就了相互依赖的“地球村”，却没有建立起合理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尤其当全球化开始步入金融市场一体化阶段，开放的系统性风险迅速上升，这给快速崛起中的中国经济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影响。
一方面，世界各地的股市、债市、期市、汇市以及汇率、利率、资产价格、大宗商品价格之间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相关性和趋同性，对我国经济可能带来更大的内外冲击。另一方面，世界各种错综复杂的风险裸露和传递渠道经过一体化和全球化机制迅速地加以放大和扩散，对我国经济可能带来更大的风险。
比如，移动通讯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在大大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也由于技术标准一体化和同质化，增大了非传统安全风险。另外，地震、海啸、核扩散、局部战争等不可预见性风险也同样会迅速影响到全球。但是，从国际社会对日本大地震所表现出来的“一家有难，大家支援”的互助精神，又传递出“地球村”积极向上的正面信息。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把加入WTO、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作为提升参与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的层次和档次、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大大缩小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差距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抉择。
因为，在近代史上，中华民族曾经经历了被帝国主义列强用鸦片和炮舰打开国门的耻辱。在前两次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也没有分享到时代发展的好处。这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正好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契合。因此，这是一个少有的时间之窗，是实现败转胜、弱转强的历史机会。
在比较中加深对加入WTO利弊得失的认识
记者：那么，在当时以及现在，对中国加入WTO的利弊得失你又是怎么看的呢？这是很实际、很多人关心的问题。
张燕生：十年前，对中国加入WTO可能承受的利弊影响，主要是基于对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分析判断；对我国积极参与其中可能承受的利弊影响的比较分析；以及如何趋利避害、化弊为利的应对之策研究。
当时我曾做过一篇对加入WTO利弊影响的报告，按照GDP的创造和转移效应、就业的创造和转移效应、国际收支的创造和转移效应、主要产业的创造和转移效应展开实证分析。这份报告和研究结果受到了有关方面的重视。
先说其“利”吧。
从扩大对外开放的角度看，在加入WTO之前，我国扩大出口和招商引资，通过引入我国发展所需要的优质资源和要素，已经从根本上解决了资本和外汇短缺的制约；通过引入外来竞争压力，大大促进了市场经济因素的快速成长。
下一步通过加入WTO，可以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快我国“干中学”进程，赶上世界知识和技术进步的速率，开十三亿中国人发展市场经济、国际化和现代化的“窍”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
从扩大经济体制改革角度看，1979年我国执行改革开放战略以来，一直实施的是放权、让利、减税、轻费，培育市场经济因素的渐进式改革路径。1992年，我国进一步明确了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据此构建了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制框架。
通过加入WTO，是进一步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规范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其中，1986年正式提出加入GATT/WTO的申请到2001年12月正式加入的15年，正是我国经济体制逐步与国际通行的市场经济规则接轨的过程。
再说其“弊”吧。
当时主要认为是“狼来了”。担心我国弱势产业很难承受外来竞争压力的冲击，如农业、汽车、金融服务业等，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形成国际竞争力；担心加入WTO后可能带来的外来冲击，将造成大面积的企业破产、转产、停产，工人大量失业可能将激化各种社会矛盾；担心世界大跨国公司的大量进入可能形成对国内资源、市场、技术和产业的全面控制、成长压制；担心国内有限的高端人才将大量流失。
然而，事实证明我国的弱势产业并非不堪一击。在加入WTO以后，我国的农业、汽车、金融服务业等弱势行业不仅没有出现预想的破产潮，反而赢得更强的产业竞争力。同时，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都上了一个大台阶。
从2002年到2010年，我国GDP的总经济规模从12万亿增加到39.8万亿，年均增速10.7%；出口从3256亿美元增加到15779亿美元，年均增速22.9%；实际利用外资从535亿美元增加到1057亿美元，年均增速9.8%。在这个时期，我国成功地跨越低收入陷阱，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第一出口大国。
再回首对加入WTO需要有新认识与反思
记者：看来，你对入世这十年来的发展是比较乐观的。有哪些地方需要总结、值得注意的呢？
张燕生：从加入WTO的经验总结这个角度看，有三个方面值得提及。
一是用开放促改革和发展，同时又用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发展来扩大开放这样的互动模式，是加入WTO之后取得如此显著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效应的主要原因。
在当时我们内部有一个争论，即加入WTO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是开放的推动力更大一些呢？还是改革更大一些呢？我们的一项研究表明，加入WTO以前（1994年为基期），我国的贸易自由化程度就高于日本，略低于美国。所以，在加入WTO之前，我国贸易的实际开放程度远高于名义值。在加入后，并没有出现人们普遍预期的“狼吃羊”剧烈外部冲击的场景。其原因是开放效应在加入WTO前已经预先释放了。
那么，加入WTO后所带来的经济与社会进步又是如何发生的呢？这是在整个对外开放效应的基础上，我国经历了15年按照国际通行规则不断深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使得我国发展的体制软环境得以显著改善带来的。因此，当2001年美国IT泡沫经济破灭时，全球资本流入额从历史最高水平直线下跌了53%，跌势一直保持到2004年。而同期，外商来华投资额却出现了持续直线上升。这个事实充分反映了全球投资者对中国加入WTO后前景的良好预期。
二是趋利避害、化压力为动力的积极应对策略，使得我国逐步从发展中大国转变为世界大国，并开始形成大国责任、国际视野和全球影响力。在当时，我们内部还有另一项争论，即真正的挑战和冲击是发生在过渡期内，还是过渡期结束后。事实上，由于长期准备、积极应对和全民参与，无论是加入WTO后的过渡期内还是过渡期结束后，我国都没有经历到真正的挑战和冲击。
“十一五”期间，我国GDP保持了11.2%的平均增速，2001年以来，保持了10.7%左右的增速，就是证明。然而，真正的挑战和冲击来自于经济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和风险，来自于越来越复杂的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和冲突，来自于“中等收入陷阱”。这说明，促使我国加入WTO取得显著成长业绩的体制机制动态、系统、持续的改革效应一步都不能停。否则，就无法取得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融入世界的长期效应，最终陷入全球化的矛盾和风险之中。
三是引入外来竞争压力和优质要素，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合经济形态，建立大国之间的共同利益机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没有预见到加入WTO后迅速增加的经常项目顺差和外储余额，形成巨量贬值的对外金融资产和升值的对外金融负债所导致的经济福利流失，及时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和外向型经济战略。
当前，我国与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摩擦，已经从传统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和特殊保障措施、技术壁垒，转入为国内产业政策、人民币汇率、贸易不平衡、知识产权保护、自主创新、政府采购、国有经济部门等国内政策之间的交锋和较量。如何在扩大对外开放过程中，进一步促进经济体制机制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同时，确保自主发展的时间和空间，这是一个新的挑战。
加快转变经济和贸易发展方式
记者：WTO是一个贸易组织。你是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我们还是来谈谈中国的经济增长、转变发展方式与未来中国的贸易发展问题吧。
张燕生：简要谈四点看法吧。
一是把对外投资和贸易发展的激励导向从追求增长速度和规模，转变到追求增长效益和质量上来。这涉及采用什么样的业绩指标和激励导向，可以合理有效地衡量外贸增长效益和品质。如对外投资不仅要有宏观综合效益等经济类指标外，还要有社会责任、生态环境保护、劳工权利、透明度等非经济指标的衡量。
对外贸易不仅要有贸易条件（出口购买力）、出口市场多元化等经济类指标，还要有出口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进口对当地生态环境、能源资源和社会发展的影响综合评估等。这是我国承担大国责任和增强科学发展软实力的新要求。
二是合理控制加工贸易顺差的规模和增长速度，促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未来五年内，一是要力争将加工贸易顺差保持在2010年3000亿美元的规模不再继续增长。二是要积极采取“存量扎根、增量升级、散养入圈（进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集中管理）、向西转移”等方式，加快其结构调整。三是利用成本上升的倒逼机制，把国际工序分工的末道环节（组装为主）升级为前道环节（制造为主），把国际差异化分工的低端结构提升到中高端结构，把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组装车间或销售基地转型为研究与开发中心、培训中心、制造中心、物流中心以及公司总部基地。四是大力鼓励本地企业通过国际合作逐步成长为加工贸易体系的主体。五是通过“走出去”战略，鼓励国内企业把加工贸易生产体系的一些工序或环节扩展延伸到境外，形成中国自主的加工贸易生产体系。
三是统筹协调稳妥推进顺差的对外转移。要从战略上筹划长期对外投资的区域和全球布局，分别策划银行“走出去”、人民币“走出去”、资本“走出去”、加工组装能力“走出去”、营销网络“走出去”、研发设计中心“走出去”等战略推动，实现顺差的对外转移。
同时，也要重视研究制定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战略性投资的规划，尤其是要探索“共享发展”的南南贸易和投资合作模式，要用事实来证明，我国对外投资和贸易模式与老殖民主义有着本质性区别。然而，在最近去印尼的实地考察中，发现我国的对外投资仍过度重视煤炭、油气、木材、棕榈油的投资开发和进口，对当地发展能力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关心不够。而印度对印尼的直接投资，却采取了当地投资、当地生产、当地销售的模式，既为当地创造了就业和税收，也占有了当地市场。中印投资和贸易模式在当地形成了对比。
四是加快推进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一是要真正做到“藏汇于民”，逐步放松放宽外汇管制，加快实现国家外汇资源持有主体的多元化。二是要转变外汇管制的观念和思路，把全方位监管体系转变为风险管理体系，从管制转变为建立防范资本和货币风险的“防火墙”机制，抵御短期资本大量流出可能带来的金融冲击和风险。三是要改革结售汇制度，在逐步实现结售汇自由化和便利化的同时，重点构建离岸人民币和短期资本流动的统计、数据跟踪和预警体系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