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前，北京大学硕士毕业生李英强放弃大城市生活，背起行囊回到湖北农村老家。和他相伴的，还有一份扎根农村、建设乡村图书馆的执拗理想。几年过去，他在自己的家乡和全国其他8个省份共建起了13座图书馆。他雄心勃勃，想在更多的农村地区，建立更多的图书馆。（11月16日《中国青年报》）梁启超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提出了“新民说”，他在《新民说》中详细阐释了要成为一个公民所要具有的公德、权利意识、国家思想、进取精神、义务等要义。时隔一个世纪，我国的公民教育依然很落后，特别是农村地区，一些封建残余思想依然存在，相比于西方社会有很大差距。令人欣慰的是，一个北大硕士生，为了公民教育和公民意识的培养，竟远离世俗物质利益的诱惑，艰辛而坚定地做一名农村公民教育的守望者。
公共意识、公共精神的成长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李英强依照他“己欲立而立人”的精神，4年内在农村建立13座图书馆，旨在“恢复人的尊严，发扬人的价值，帮助人成为健康的人”。当然，这些都源于他对当今社会的担忧：“一种向下的力量开始登场，从而抑制住了原本随着时代而高涨的向上的力量。”
不久前有一则报道，安徽临泉县当地一名农民在接近17年的时间里，强奸116人(38人未遂)，多数还并行实施了抢劫。这名嫌疑人侵犯目标明确：留守妇女。可这么多人、持续这么长时间竟然没人敢报警。他们为什么不敢报警呢？原因就是在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农村地区，这些生于斯长于斯的留守妇女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相对来说十分淡薄。因此，当她们的人身财产安全受到损害时，她们往往不懂得拿起法律武器，维权自己的权益，这显然是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的缺失所致。李英强开办图书馆，无疑是在给他们补课，往他们的思想里灌输新鲜血液。
复旦大学教授唐亚林在《乡村观察六记》中这样描绘乡村的现状：农村子弟上大学的越来越少了；新农村建设基本处在停摆状态；没有人愿意来组织发动农民了；养儿防老不管用了。于是一些孩子整日混迹于网吧，一些大人则整日消耗在麻将桌和歌舞厅里。如此下去，我们的乡村将会继续沦陷，农民的的权利与尊严也会继续沦陷，正如李英强所说：“家乡的沦陷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是精神的沦落”。
因此，我们要寻找乡村的救赎之道，而建立图书馆，无疑是救赎的开始。卡莱尔说，任何一本书的影响莫过于使读者开始作内心的反省 。这就已经足够了，我们需要的就是反省与启蒙，需要的就是一步步地建立起我们的公民意识和公共精神。从此，我们敢于伸张权利、积极履行义务、遵守社会公德，不再“用脚投票”，也不再受到伤害时噤若寒蝉，更不再看到他人受到伤害时作壁上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