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个年产150万吨的钢厂，被人撞停产了16个小时。法院认定我们损失才5万多，反过来还要赔对方80多万！”河北省唐山市兴隆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隆公司”)副总经理张宝山告诉记者，两年来企业一直对法院的这一判决耿耿于怀。
钢铁公司在再审申请中称：原审判决属于枉法裁判。
河北省高院指令地方法院再审，而地方法院依然维持原判。
近日，该案再审法官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吐露隐情：法院压力大，因为被告家属很能“闹”，这对案子的判决有一定的影响。
粗心司机把钢厂撞停产
开车不小心，就容易出事故。2008年1月6日，唐山市古冶区毛山村村民祖某驾驶大货车在兴隆公司厂区内送铁粉，卸完车后，未将车的翻斗放到位便行车。这辆大货车走到厂区煤气管道下方时，将厂区煤气管道撞坏，高压电杆3根撞断，电线落地，高炉也因此停产。
兴隆公司向所在地滦县刑警二中队报了案，刑警二中队委托唐山市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进行了评估，鉴定兴隆公司的损失为109.8万元。
同年3月24日，兴隆公司向滦县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祖某赔偿损失109.8万元，并申请对祖某的货车予以查封、扣押，并提供了担保。滦县法院受理该案后，于5月27日向祖某送达了扣押裁定书及其他手续。
祖某不服，于6月11日提出反诉。在案件审理中，祖某反诉要求兴隆公司赔偿因私自扣押他货车造成的营运损失、车辆折旧和扣押期间老化损坏等修理费用、贷款违约金、所交保险费等损失。
2010年1月13日，滦县法院作出判决，兴隆公司赔偿被告（反诉原告）祖某各项损失约81万元。此外，由第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乐亭支公司赔偿原告（反诉被告）兴隆公司5.4万元（在保险额范围内赔付，不足部分由被告祖某赔付）。
兴隆公司也不服，向唐山市中院提出上诉。记者注意到，兴隆公司上诉理由之一便是：本案本诉与反诉并非基于同一事实，一审法院受理被上诉人的反诉并作出判决违反法定程序。
对此，唐山市中院认为，案件的本诉与反诉具有牵连关系。2010年5月6日，唐山市中院做出二审判决，维持原判。
而兴隆公司则坚持认为，本诉和反诉完全不是基于一个法律关系产生的。“只有本诉判决生效后才能判断是否有反诉情形的发生。”张宝山认为，法院判决在还没有确定祖某是否应当赔偿、应当赔偿多少的情况下，就先入为主地接受了反诉的请求，显然是不妥的。
10月11日，河北省高院作出裁定，指令唐山市中院再审，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2011年7月9日，唐山市中院作出再审判决，维持原终审判决。
“我们的工厂被撞停产了，还得倒赔肇事司机，这叫什么道理？”张宝山感到不可思议。
原告被告双重标准？
张宝山告诉记者，对于祖某给其公司带来的损失，曾先后进行过两次鉴定，而鉴定结果却相差悬殊。他对记者强调说：“整整差了20倍！”
由于祖某对唐山市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鉴证报告不予认可，2008年10月，滦县法院向河北省高院出具司法鉴定委托函，要求对吊装、焊接主煤气管道以及吊装、更换主煤气管道相关材料及人工费用；刮坏高压线、电杆及架设电杆、高压线相关材料及人工费用。2009年3月27日，河北省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作出鉴定结论，基准日委托鉴定标的鉴定值为54369元。
“为什么法院在判决书中，采信了后一次的5万多元，而不是之前的109万？为什么在鉴定我方损失时，不考虑被肇事司机撞停产所造成的经营损失？”对此张宝山忿忿不平。
10月31日，该案再审时的审判长、唐山市中院法官周某对此解释说：如果有两次鉴定结果，一般来讲我们法院认定后一种鉴定。他同时告诉记者：“第一次鉴定是唐山市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第二次是河北省物价局价格鉴定中心。”他强调，后者的级别也高于前者。
而对周法官的这一解释，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彭逸轩却持不同观点。他认为，鉴定机构没有上下级之分，只要是具有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其根据事实本身做出的鉴定结论都可以作为法院判决的参考及依据。而在两份鉴定结论相差如此之大的情况下，作为法院应当仔细予以甄别，必要时应当让鉴定人员出庭参加质证，而不是做这样的简单判断。
记者注意到，滦县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上认定，最终祖某的损失包括十多项，共计806630.76元。“不但有营运损失、车辆折旧损失、还有被扣期间老化损坏丢失零部件的损失等等。”张宝山对记者指出：“统计过程中，重复计算也就算了，居然还认定了雇佣司机的损失。”
该判决书写道：“祖某有驾驶执照，在运营过程中自己顶一个司机，减少了雇佣司机的费用，而在营运损失评估时扣出了雇佣司机的费用，故该费用根据省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座谈笔录，每月3500元，自2008年1月6日车被扣之日起至2009年9月30日车修好之日止，共20个月零25天，计72916.67元，应予赔偿。”
“他的车诉讼保全了，我们又没扣他的人。”张宝山说：“对待原告、被告的双重标准太不公平。”
主审法官的难言之隐
周法官对记者表示：“假如我什么也不干，其他案子都不管，专门研究这一个案子，肯定能搞清楚。”他强调，按照法院现在的人手安排，根本没有精力。所以法院只认鉴定结论，至于怎么鉴定的，鉴定哪些内容，“法院不好干涉。”
他同时告诉记者，祖的亲属对其办案的确造成了一些影响。在再审过程中，祖大山没有闹，但他妻子情绪非常激动。据周法官介绍，祖的妻子曾找到法院，“不走、哭、四处串去、找领导”。
“她不光跟我闹，跟其他领导闹，甚至还找院长……”周法官坦言：“我不理，领导不一定不理，完了领导就找我。”他强调：“你说对案子一点儿影响都没有，那是不可能的！很有影响！”
法院下班后，祖的妻子也不走。“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一定会惊动我们一把手。”周法官说：“你想啊，法院领导问起来：怎么回事啊，怎么没做工作。这无形之中就给我增加了很大的压力。”
周法官还告诉记者：“据案件二审掌握的情况和我们再审掌握的情况，祖大山和他媳妇因为这个事儿，几次有自杀的倾向。喝农药啊，上吊啊……”他表示，对此他虽没有亲见，但二审卷里边和律师都反映了类似情况。
周介绍说，之前他看过互联网上的一篇报道：由于法官的判决，引发一对老夫妇自杀。“我认为法官的判决并无大的不妥。”但法官还是受到了处罚。这件事令周法官印象深刻。
“假设你们提的这些问题是真的是问题的话，假设法院看得非常细，对你们提的问题作出了答复，假设认为之前判错了，认为不是5万而是109万，祖大山的损失也没有那么多……”周法官停了一下对记者强调：“当然这都是假设啊！”他接着说道：假设造成祖大山自杀的话，这就是一个社会稳定问题了，恐怕他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不仅是我说的。全国都在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他说。
作为55岁的老法官，他介绍说，虽然“闹的”和“不闹的”比是少数，但跟二三十年前比，“闹的”绝对呈上升趋势。他这一年多时间，因为 “闹”，已叫了两次法警。“说句不该说的话，当下法官怕老百姓。怕的原因倒不是因为法官有什么过错，本身做得再对，老百姓一闹起来那也是个问题。”
对于周法官的话，律师彭逸轩也有同感。他告诉记者，法院在日常司法实践中确有难言之隐，维稳是当前各级法院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哪怕是公正的判决，一旦后果影响社会稳定，主审法官就会很麻烦，“但无论如何，公平公正不能被牺牲，法律的尊严不能被侮辱。”
“法官当前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是案件数量的压力，另一方面是维稳需求的压力，法官也难啊！”一位法官对记者感叹。
